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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牧與盟旗：傳統中國的北方邊疆社會結構與國家治理體系

傳統中國的北部邊疆盛行游牧生活方式，以盟旗制度作為主要管理制度。西南山區則是農業狩獵相結合，以土司制度為主。

（一）游牧邊疆：農業時代的流動社會

在農業文明時代，漢族人在人口、經濟和文化發展上均占據更為優勢的地位，長期以來一直以主流文明和中心地位自居，對生息繁育于北方草原大漠的游牧民族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持有各種偏見和想當然的誤解。大概最流行的就是一句“逐水草”，由此聯想到的大約自然是自由、居無定所、流動、出沒沒有規律而難以管理、無組織無紀律、生活艱辛、驍勇善戰、粗魯野蠻等。這些聯想有些是對的，有些則是缺乏了解的無知。

（二）盟旗制度：北部草原的傳統治理體系

游牧民族雖然是流動的，但這種流動并非無序，而是“有序”的，是有組織的，以整個社區（部落）為單位進行，且遵守特定的時間節奏。比之我們今天近3億規模的農民工流動大軍而言，組織化程度要高很多。簡單地說，游牧社會是流動的社區，而非流動的個人。

三、郡縣的勝利與江湖的韌勁

（一）郡縣制的勝利

郡縣制從秦漢開始在漢族地區推行，明朝開始試圖推進到西南邊疆的貴州廣西等地。一直到清朝雍正年間才徹底在西南地區完成了“改土歸流”，實行郡縣制，至今也才三四百年。而西藏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和平解放，1965年設立西藏自治區，實行以郡縣制為核心特征的治理方式。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自秦始皇開始的中國“郡縣國家”一直持續到1965年在大陸徹底完成，前后持續兩千余年。毛澤東曾言“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制”的核心就在于郡縣制，此言不虛，確實是把握住了歷史的脈絡。

（二）游民與江湖：二元結構的邊緣

上述二元結構的劃分，涵蓋的是傳統中國在空間和數量上占據主流的兩大部類，在這兩大群體之外還有一些邊緣群體。這里也稍作補充，傳統農業社會真正的無序高流動人群也是存在的——就是游民——包含流民與游士。只是農業社會的政府從來不準備認真地去“治理”一個高流動的游民群體，而總是想辦法“消滅”這個群體，因此也就形不成所謂成熟的治理體系。

四、“郡縣國家”遭遇大流動社會的挑戰

（一）大流動時代的本質

古代社會是靜止的，為什么現代社會要流動？因為基本的生產在流動和變化。為什么生產要流動和變化？因為人的欲望在不斷的變動。這種變動在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以來尤為突出。

（二）大流動時代的特性

關于當代中國流動社會特性，筆者認為至少以下三個領域值得深入展開：流動本身、內外有別、有序流動。

（三）大流動時代的挑戰

這套帶有濃厚“郡縣國家”傳統色彩的治理體系在面對一個“流動社會”的突然到來時，其所產生的諸多困惑背后涉及的深層次挑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新事物層出不窮，政府職能無法適應穩定。

第二，區域發展不均衡，地方改革沖擊統一結構。

第三，人口低序大流動，管理服務財政成本極高。

五、結論

當今的流動社會，是城市中國的一個表征。中共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調適，從過去組織靜態小農的經驗，轉變成組織流動的農民工與白領，將成為長期的新課題。我們曾經在農業時代的治理流動社會的經驗至今仍有意義，但卻往往被漢族學者構成的學術界主流所忽視了；我們在當下的變革中潛意識里仍保留著農業社會的治理經驗中對“流民”的恐懼慣性，自覺不自覺地傾向于排斥限制人口流動，并希望恢復到一個靜態社會進行治理。

這樣的實踐方向是值得探討的，這樣的心態是值得檢視反省的。我們應積極準備應對治理一個“流動社會”（城市中國），對傳統治理經驗進行梳理和總結，并認真分析其成功條件和當代挑戰。從社會具有了高流動性并要求相匹配的“上層建筑”這一結構功能視角出發，我們會對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變革性質和方向有新的理解和把握，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彈性與權威”在適應這個大流動時代中相對于政府科層體制的“僵化與分權”的特殊優勢和積極意義。

作者簡介：

曹錦清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炳輝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講師

（以上為節錄，發表于微信公眾號“東南學術”，全文發表于《東南學術》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