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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我們一行四人赴印度國家農業研究院參加學術會議并進行了幾天的調研。以下是從印度回來后的一些感想。①對印度的關注大概已經持續十幾年了，在國內學術界，我大概還算比較早的一個。大家知道二戰以后的獨立國家，一般來講都把兩眼放在西方，放在美國，就像全國各個省市都把眼光放在北京一樣。各個國家之間相互看、相互學習，這個確實比較少。但是隨著中國、印度這些國家的崛起，這些相互看的要求，開始在中國和印度都出現了。

如果要比較的話，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比較當然是一個比較的視角，那么中國和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比較那就更為重要，因為它們的相似性更多，遭遇的問題更同。所以十幾年前，我一般主要是紙上談兵了，多次想要到印度去，沒有機會，就找了凡是翻譯過來的印度的著作大體上都看了，所以對書本上的印度知識，我大概有一點。這次去看，只是跑了一個中南部的海德拉巴，而且只是里面的一個點。信息非常有限，有幾點觀感，向諸位匯報。

曹錦清

第一個，三天會議當中我最大的感受之一（當然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是印度學者的討論總有一個或明或暗的中國背景，而在中國二十幾年來我所參與的會議當中唯一的背景是西方背景。印度學者討論印度問題的中國背景，是在最近幾年來或者寬泛點十來年形成的，因為印度討論印度問題原來也是以西方為背景，而中國討論中國問題永遠是以西方為背景，我們不會有印度的視角，這是我最突出的一個感受。

印度學者討論印度問題以中國為背景的背后，是以中國為尺度，以中國為模范，用中國的發展經驗（這里是成功的經驗），來說印度的事。所以，參加會議雖然我不動聲色，卻心中暗喜，中國是長期被西方指責的國家，我們是長期輸入西方標準的國家，現在經過六十年的發展，被另一個大國作為尺度。

而目前中國進一步的發展，能不能成為世界的尺度？我們研究中國問題，以中國為中心，大體上沒有問題，但是以中國為尺度一直是個問題，因為中國沒有尺度。所以，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確實以中國為中心來解決中國的問題，但是卻以西方為尺度。聰明偉大如毛澤東，他也是把馬列主義和革命實踐相結合，以西方的馬列主義作為中國的標準來改造中國，更何況一般的學說。那么最近二十幾年來的變動是，當馬列主義的尺度衰微，自由主義的尺度就要在中國爭奪它的普世話語權，作為唯一的尺度。

會后的交談里面確實隱藏著印度是一個很驕傲的民族，他的自尊心絕對不亞于我們，但是在中國的同行面前，他的設定是明確的，即多討論中國這個標準。這是我講的第一個，我們中國這六十年的發展確實取得了正面的成果，而中國的學者一般關注中國的負面效果，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大量的負面信息，當然學者關注一個國家的負面的東西從關注問題出發那是常態，但是以此來否定中國整個六十年來的實踐，那就大逆不道了。所以，印度不斷地把中國設定為標準，當一個民族把另一個民族設定為標準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它有浪漫化的可能，就是把我們沒有的優點也作為優點的可能，就是說他們講中國如何好的時候，其實把中國浪漫化了。反過來講，我們把西方設定為標準的時候，也把西方的標準浪漫化了。那些標準不存在西方的現實里面，而在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想象里面。這是我講的第一點，最突出的感受。

二個感受，是在印度學者講中、印建國以后發展比較的時候。他們高度關注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他們的論點，尤其是最后一個總結發言的（因為他的發言時間最長一個半小時，一般我們的發言時間半個小時或者二十分鐘，就是他是一個權威，而且他長期從事中印比較研究，對中國很熟悉，在中國的學術界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印度的學術界把他當做權威請來作最后總結發言），他的題目是從印度的視角來看中國的發展。他講了一個觀點，就是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為后三十年的成功轉型奠定了制度性的基礎，這個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問題。

印度人討論印度問題，來設定中國北京的時候，把視線投向了前三十年，所以這個教授發言完了以后，要我們給出一個評論。我的評論是，他的發言放在中國的當代的學術環境里面大體上是左翼觀點而會受到右翼的猛烈的批判，但是印度學者經過那么多年的研究，就是前后三十年的連續性，以及前三十年為后三十年奠定基礎性的制度安排，這大概是印度學術界的一個小共識吧，到底怎么樣，我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本人是基本同意他的觀點的。

所以，關于前三十年的制度安排對后來有什么影響，他們集中關注的一點就是土地制度。建國后，中國是1950年開始進行土改的，全國范圍內取消了地主所有制，緊接著消滅了地主階級，這個為后來的發展有多么大的影響，那么國內的學者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聲音就是說，你把一個鄉紳階級消滅了，因而把傳統給消滅了，然后由一批地痞流氓來執掌中國的地方政府，這是極右翼的觀點，然后傳統被共產黨給徹底割斷了，給中國后來發生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道德失衡問題帶來何種程度的影響，這是右翼的敘事。

和印度比較，印度傳統的延綿性，令印度學者感到驚訝，那么頑強。那么印度的左翼，就是前面介紹過的那個印共，印共基本上分成兩派，一派是毛派，一派就是馬列就是蘇聯那一派。蘇聯這一派后來在印度成為合法的政黨，因為它放棄了暴力革命和土地，土地作為土地改革，是合法性的，有幾個邦還長期地執掌政權。毛派的那一些就在東部的那些山嶺，退守到叢林里面，然后還是頑強地堅持土改，那么作為印共，屬于印度要剿滅的。

至于海德拉巴，他認為是第三派，是繼承馬列毛的這個派別，他們的觀點是（當然不是學術會議上的觀點，學術會議上一般比較溫和），就是印度海德拉巴這個派別，他們更強調土改的問題，就是印度沒有實行土改。這個話當然也有些問題，印度實際上在尼赫魯時期實行過多次以“限田”為中心的土改，限田就是說你有五百畝，那么另外的四百畝就要拿來分掉。它的限田制改革，實際上是改良，內容是改革，但不是革命，一些印度的歷史經驗證明，用改良的方式從事改革，大體失敗。只有革命有可能成功，因為歷史上中國最早提出限田的是董仲舒，董仲舒明白恢復傳統的井田制就是土地國有、農民均分的那種土地制度不可能了，所以采取限田制。在唐以后這個限田制不斷地出現在儒家知識分子的議論當中，宋以后限田制也不可行，然后采取均稅制，那是王安石改革的實質。那么印度采取限田制，他們的判斷是失敗了，當然個別的地方，有些地主的荒山、荒地，就是沒有農業產出的那些地，分掉了是有的，并不是完全沒有實行，是實行過的。但是農民得到的土地，一般來講只能是極差的，因為我提出來他們都笑了，只能得到極差的地。所以它的這個土地制度沒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