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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昉】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表明，2022年末中國人口總規模為141175萬人，比2021年減少85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這意味著，中國人口已于2021年達到峰值，從2022年開始了負增長。國內和國際經驗均表明，人口特征和動態是影響宏觀經濟格局最重要的長期因素。一方面，人口格局為經濟增長設定了方向和路徑，體現在一定時期的潛在增長率上；另一方面，這個潛在增長率繼而為宏觀經濟確定了基準，即周期性波動之后經濟增長應該回歸的常軌。隨著人口規模的變化，潛在增長能力也會發生改變，發展方式和增長動能也應該隨之轉變。

中國人口在2021年達峰和隨后的負增長，是人口轉變階段的自然結果和必然歸宿，對其所帶來的全新、嚴峻的挑戰必須予以正視和重視。經濟增長的長期表現取決于供給側驅動力和需求側拉動力，人口負增長的影響也分別體現在這兩側。如果說2011年以來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更多表現在供給側的話，2022年開始的人口負增長，更凸顯出需求側的沖擊性效應。

在推進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不能有效應對人口負增長和更深度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就可能受到干擾。本文指出人口負增長和更深度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需求側沖擊，揭示龐大人口規模的消費潛力和制約所在，從改善收入分配、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修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受損的居民資產負債表等方面，提出擴大居民消費的政策建議。

一、人口負增長帶來的需求側沖擊

促進經濟增長需求結構的平衡性，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項重要內容。2011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減速，同時表現為三大需求構成部分增長率的下降，以及每個部分對增長的相對貢獻率變化。把2002—2010年和2011—2019年進行比較，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變化。從前一期間到后一期間，最終消費的貢獻率從48%顯著提高到60%；資本形成的貢獻率從55%下降到40%；凈出口的貢獻率總體上是微不足道的負數。需求結構的這種變化，總體上符合發展階段提出的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

在居民消費日益成為經濟增長主要拉動力的情況下，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的加深，將顯著放緩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或者說使居民消費進一步受到抑制。這種影響主要來自老齡化的直接效應以及老齡化預期產生的效應。我們先來看包括總量因素和年齡結構因素在內的人口效應。一方面，中國老年人的就業率、勞動收入、養老保障水平均偏低，最終表現為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隨著年齡增長而降低。另一方面，由于面臨著三重負擔，即為社會養老保險繳費、贍養家庭老人和進行預防性儲蓄，就業人口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也被削弱，他們的消費支出同樣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

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2016年的一項抽樣調查數據，我們可以發現，城鎮居民在23歲達到整個生命周期的最高消費水平，平均消費支出為52809元/年；隨后，居民消費的支出便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遞減，在年齡達到85歲時，平均消費支出下降到最低水平，僅為16951元/年；在23~85歲這個生命區間，城鎮居民個人的年齡每增長一歲，平均消費支出便下降1.8%。這個研究未必能夠代表全國，但是，它所顯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隨年齡增長而下降這個趨勢，既符合理論預期，也可以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得到印證。

我們再來看經濟增長效應。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人均GDP、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費，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這三個指標的變化趨勢和相互關系，在經濟學的邏輯上是容易理解的。如圖2-1所示，人均GDP增長、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和居民平均消費增長總體上遵循著相同的軌跡，雖然在不同時期，三者之間的同步性不盡相同。由這三個指標所刻畫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大體上結束于金融危機時期。從那時起，特別是在大規模刺激政策效應消失后，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便進入常態化的下行區間。也就是說，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經濟增長減速，從此為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費的增長設置了天花板。

與此同時，自從中國經濟增長進入減速期以來，人均GDP、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費之間的增長同步性卻有了顯著的增強，表現為在對上述三個指標的增長率進行兩兩比較時，可以發現顯著的正相關性。例如，2011—2021年，人均GDP增長率與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0.913，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與居民平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931，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平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33。

可見，老齡化通過直接的人口效應和間接的增長效應，對居民消費產生不利的影響，使得需求因素成為經濟增長的常態制約。國際經驗表明，這種影響可以從人口因素，特別是老齡化與消費率之間的關系中得到體現。從統計角度，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轉折點?？鐣r期和跨國數據顯示，在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老齡化率）超過14%這個進入老齡社會的門檻水平之后，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即居民消費率，趨勢性地進入下降的軌道（見圖2-2）。對中國來說，2021年老齡化率為14.2%，標志著我國進入了老齡社會，同年總人口規模也達到峰值，可以說我們已經進入居民消費趨于疲弱的軌道。

二、充分挖掘龐大規模人口的消費潛力

人們對于人口負增長的影響有著不盡相同的認識，導致學術爭論和政策結論莫衷一是。在研究結果和社會輿論之中，我們常?？梢钥吹剑腥藭灾袊丝谌詫⒈３铸嫶笠幠橐罁J為正在發生的人口變化，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實質性的干擾。這個總量性的認識視角無疑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它有助于我們看到中國的優勢所在。在回到這種觀點之前，我們先來強調一下人口變化作為增量的特征，對經濟增長產生的現實挑戰。

無論從本質含義還是統計表現上，經濟增長都是指經濟規模的變化及其速率。例如，2022年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為3%，就是指這一年的經濟活動，不僅把2021年114.9萬億元的GDP流量重新生產出來，而且還有3%的實際增量。GDP增長率可以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進行表達。在供給側的增長方程式中，GDP增長率是關于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生產率等變量的函數，而人口因素幾乎影響所有這些要素投入和配置因素。在需求側的國民經濟恒等式中，人口因素也影響著出口、資本形成和消費等因素。

因此，當我們討論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著眼點自然應該在人口增量的變化上，而不是人口總量或者存量規模。也就是說，人口是正增長、零增長還是負增長，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大不一樣，足以產生在方向上南轅北轍、在程度上天壤之別的結果。

人口負增長作為增量變化，的確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嚴峻挑戰，因此必須及時并持續做出政策應對。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人口規模巨大這個總量特征，既是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獨特優勢，也為人口負增長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機遇。特別是從需求側來看，擴大消費需求的巨大潛力無疑蘊藏于龐大的人口規模之中。

2021年，中國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為17.9%，而中國居民消費總支出僅占世界總額的12.8%，意味著中國的人均消費支出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1年家庭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國家平均為58%，世界平均水平為55%，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為45%，而中國僅為38%。如果縮小這個明顯的差距，比如說使中國消費的全球占比和人口的全球占比達到相等，則可以把中國居民的總消費支出增加39.4%，產生的增量甚至超過日本、德國、英國和印度這些國家的消費支出。

具體觀察一些重要的群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這一點。農村脫貧人口、進城務工人員和老年人口，目前整體上尚未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然而，這些群體占據著龐大的總體規模，具有巨大的挖掘消費需求的潛力。將其作為重點逐步培育為中等收入群體，對于鞏固農村脫貧攻堅成果、推進新型城鎮化、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等目標的實現，具有顯著的意義。

第一個群體是農村脫貧人口。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使9899萬名農村人口歷史性地擺脫了絕對貧困。然而，脫貧人口中的大多數尚未成為中等收入群體。2022年，占農村常住人口20%的低收入人口為9821萬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025元/年，僅為農村平均水平的25.0%和中位水平的28.3%。對于脫貧人口，不發生規模性返貧是底線，按照更高的標準，立足于促進農村低收入群體盡快進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則可以獲得“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效果。

第二個群體是進城務工人員。2021年，全國進城務工人員總量超過2.9億人，其中離開本鄉鎮六個月及以上時間的外出務工人員1.72億人，他們大多數進入各級城鎮，并有1.33億人年末仍在城鎮居住。進城務工人員作為一個龐大的人口群體，對常住人口城鎮化做出重要貢獻。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尚未獲得城鎮戶口。推動以進城務工人員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讓這部分人均等地享受到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實現更穩定就業，獲得體面的勞動報酬和就業待遇，可以大幅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研究表明，一經遷移到城鎮就業和居住，農村勞動力的消費即可提高28%；如果進城務工人員獲得城鎮戶口，他們的消費便可以再提高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