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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中國已經經歷過一個人口轉折點，就是15歲-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開始負增長，帶來典型的沖擊是供給側的，比如一是勞動力增長減慢，成本提高，企業成本提高，比較優勢下降。從那時開始，我們制造業比重下降了，出口比重也下降了；二是新成長勞動力減少，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慢；三是隨著勞動力減少，企業被迫用資本替代勞動，用機器替代人，替代得過快的話，就帶來了投資和回報的不相對應，也就是經濟學上的資本報酬遞減；除此之外，勞動力減少，農村向城市勞動力的轉移速度也放慢了，這個轉移本來可以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隨著轉移速度放慢，生產率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放在一個生產函數里，就意味著潛在增長率是下降的。

實際增長率圍繞著我們當時估算的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出現下降，2011年之后的實際增長率也跟著下降。但是兩者還是一致的，說明我們達到了自己的潛力。

同時，新的人口負增長的人口轉折點到來以后，供給側的沖擊還在，而且還會加強。上一次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到今天這段時間里，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速度還是比較平緩的，可以說是一個緩沖期。但隨著總人口開始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相對會加快，這也就意味著過去我們所知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在今后會加劇。

但是，我們應對供給側的沖擊還是有經驗的。過去10年里，我們部署了很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我今天想強調的是，我們應該預料到供給側沖擊還會存在。我們中國社科院的同事一起做過一些預測，我們預測從現在開始，未來我們的潛在增長率還會下降。我們也預測了兩個方案，一個叫“中方案”，就是一切趨勢按照現在這樣走；還有一個改革的“高方案”，就是說加大很多領域的改革力度，從而帶來改革紅利，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在知道今年我們人口會到達峰值進入負增長以后，我提出一個說法，叫做“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須用高預測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達到中預測方案的實際增長潛力。我的同事按照新的人口數做了一個估算，也恰恰證實了這一說法，就是必須加大改革力度，必須有足夠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們希望達到的增長力度。

我更想強調的是，從一些國際經驗來看，除了潛在增長率下降，人口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很大一部分沖擊還在于需求側。比如說從東歐和波羅的海這些典型的原蘇聯東歐國家來看，他們從90年代開始人口就不怎么增長了，因此把它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相比較，多年來它的增長速度都是顯著偏低的。另外最新的幾個人口負增長的國家，在人口變成負增長的時候，經濟也都經歷了負增長，這個沖擊效果還是很強烈的。再比如說從日本的經驗看，需求側的因素也是人口負增長的新因素，這也是我們過去關注不夠的。

第三，從國內大循環的角度看一看消費需求，這樣可以回答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問題。

消費受人口增長的影響是肯定的，因為人就是消費者，人口是消費的總和，兩者是密切相關的，這叫“人口總量效應”。

老年人特別是中國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對低于勞動年齡人口，社會保障還不夠充分，差距也比較大。同時，他們消費有后顧之憂：64歲的人要為70歲著想，70歲的人還想我80歲怎么辦，80歲了還想90歲，并且不只為自己的未來著想，還要想兒子輩、孫子輩。所以他們的消費傾向也比較低，這是“年齡結構效應”。同時我前面說過，人口增長轉負，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收入增長也會放慢，這個叫“增長效應”或者叫“收入效應”。因此可以看到，人口降下來了，我們的GDP也降下來了，那么消費總額的增長速度也減慢了。

購置年貨的民眾   新華社發(李秀清 攝)

人口負增長的趨勢無法逆轉，但可以改變行為，改變預期。比如收入差距過大，我這里引用一個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傾向的研究成果，可以測算出增加10%的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會用于消費。那么，對于相對收入較低的群體來說，消費傾向一定是比較高的，而非常富裕的群體增加了收入也沒有更多的消費意愿，消費傾向較低。

結論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總體的消費格局，可以擴大消費需求。因此，我們今后的一個重大挑戰在于消費側。而“共同富裕”、“國內大循環”，就意味著要把龐大的人口規模變成中等收入群體的大規模，變成龐大的超級大市場。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新型城鎮化，特別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耙匀藶楹诵摹?，我的理解就是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這是我們需求側改革紅利的一個重要來源。基尼系數達到0.468這么高的水平，其中大約有一半的貢獻來自于城鄉收入差距，因此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也就縮小了總體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