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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這個問題是個棘手的事，因為它涉及中國人性格弱點一個繞不開的死穴，這個民族的歷史悲劇和現世紛亂幾乎都不同程度與這個致命弱點分不開。近代以來，外誘內導把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歷史的、現實的）都歸就到一個罪魁禍首：專制統治+儒家思想。既然從統治模式到意識形態皆為中華不幸的根源，百多年來我們的思維就被這樣定格：錯都是別人的，而每個個體都是無辜的，“受害者”心態便由此鑄就。這不但主導了我們的文學藝術，也劫持了歷史解釋權。

我們耳熟能詳的“國民劣根性”去除旁枝末節歸納起來就是這樣幾個詞：麻木、奴性、狡猾。魯迅的文學作品更是把這六字總結形象化地普及為全體的認同。這六個字的總結要找源頭，也找得到，是近代涉足中國的西方人最先指出的。他們這么分析有客觀觀察的一面，也有帶有目的性的一面。

先來看看做此總結的目的是什么，因為觀察是否準確與目的并無必然聯系，也就是說目的并不是觀察的結果，而往往是主導觀察的動機。否則為什么馬可•波羅時代，甚至利瑪竇時代涉足中國的西方人并沒有這種集中火力點的觀察和總結，到了1840年前后火力點就集中到這上面？除了最后一個皇朝的統治讓中國人墮落至此的推斷（統治者的統治方式及導致的生活現狀在某種程度上改變國民性并非不可能），我們在以前的文章里反反復復強調的工業化改變一切、工業化與非工業化國家不能放在一個水平線上對照也肯定是導致西方人眼光變化的重要因素。剔除這兩個致變因素，一個最有可能占主導地位的致變因素便凸顯出來，即前后幾個時代，西方人觀察中國帶有的目的性也大大改變。是這大大改變的目的決定著觀察者的眼光和側重點，而人的眼光和視角往往受其觀察的目的左右，特別講求主觀能動性、情不自禁地要世界契合自己心思的西方人尤其如此。

那么十九世紀的西方人與之前同樣涉足中國的馬可•波羅、利瑪竇們相比，目的發生了什么變化呢？那便是后者已經懷揣要推翻這個帝國（不單純是清朝統治意義上的帝國）的野心，這個變化是翻天覆地的。知道了目的，反推過去歷史脈絡就比較清晰了。我這些年細細地旁觀他們怎么觀察和記述正在發生的世事，就發現他們的眼光受目的左右已到了目的大于事實的程度，這一現象在時事記述者媒體人身上尤其普遍，甚至是一種人人接受的正常狀態。這讓我開始懷疑那些歷史記錄在多大程度上被目的扭曲，因為既然他們為目的可以對正在發生的事（尤其對在中國發生的事）改頭換面，那些已記錄在陳舊紙張上的事可能也在劫難逃。注意這并不意味著觀察純屬捏造，觀察可以相當對應現實，手腳和暗藏的目的是由切入現實的視角來完成的。這個視角才是幫助目的的助手，而非觀察本身，中國人一百多年來落入陷阱，就在于外彎內直的他認為觀察是準確的（他是不分內外有一種追求普世真理的勁頭的），既然觀察并無明顯構陷的痕跡，他也就接受了切入現實的視角。其實是這個視角而非觀察本身決定了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思維軌道，因為從此以后人人實際上是從這個視角出發再觀察，而非圍繞西方人的觀察去再剖析，得出自己的結論。事實上從十九世紀到今天幾乎無人脫出這條思維軌道得出自己的結論，差不多都是從一開始就被那個有意設置的視角圈住。這個西方人有意切入的視角是什么呢？簡單說就是：麻木、奴性、狡猾的“國民劣根性”源自專制統治和儒家思想。對一心要掀翻中華帝國的西方列強來說，還有比把中國人引入這個視角更便利的捷徑嗎？

再來看看他們的客觀觀察由何而來，并就此展開本文的主題。不得不承認西方人在帶有明確目的涉足中國后，很快就找到了這個種族和文明的弱點。弱點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究竟是“什么什么”的后果還是這“什么什么”的根源，結論并不好下。而且用“麻木、奴性、狡猾”只是客觀事物往某個側重點的解釋，而解釋是可以有不同路子的。此話怎講？為了剖析這一點，我們來舉個例子，我們每個人每天幾乎都可能碰到類似的例子，具體情節不同，但脈絡卻大同小異。這是我新近碰到的（不止一次），很典型，中國人全部弱點的根脈都映顯于這樁小事里，絕大多數人日日相遇根本不當回事。但敏感的、行事方式與此截然相反的西方人或如我這類浸淫于西方文明、已入三昧的人，會時時處處被這樣的事提醒或刺激。

北京的市民社會（近幾十年大量涌來的鄉村人口不在其內）其實是脫離中國現實的，49年以后調來了各路人馬和人才，以這些人和他們的后代組成的北京市民社會（在三環以內或之外某些校園區、機關區較顯著），并不能代表典型的中國社會，要到老城那些幾個世紀沒有大換血的地方，我下面說的現象才相當普遍和十分扎眼。我某日在南京城乘公車，夾在擁擠的人群中，那里公車票價是北京的四倍，服務卻不到北京的四分之一，司乘人員服務水準尤其低劣。我們在《陌生人文化：主人還是客人》一文中說過，秩序除了法律規則的約束，還有環境氛圍對人的制約，而氛圍很脆弱，落入惡性循環易如反掌。這個城市公車的害群之馬首推駕駛員，有了這樣一群害群之馬，惡性循環就成了常態。看他們粗野的駕車方式和把乘客當敵人來整，仿佛幾十年時代不但沒有進步，還開了倒車。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我看到了本文要重點敘述的一幕。

那天由于塞車，交通十分混亂，司機借機想越過一站（平時他們就可以停得老遠，不耐煩等著進站，放下人拔腿就走，弄得等車人像一群馬蜂似地從站頭撲到站尾，人人自危，亂竄在馬路上以伺最佳登車位置），只見他把方向盤一拐繞過進站的其他車準備徑直開走，不料等得憤怒的一群乘客不依不饒追上來，將車在馬路中間逼停。司機在本來打算被抓個正著的情況下，為自己找臺階，反罵乘客是一群傻瓜（他的粗話我不重復，也重復不來），意思他們冤枉他，他并沒有“逃”的意思，只是不可能在馬路中央開門，這樣他的無禮舉動倒成了有理的行為，不但沒有馬上為那群奔過來的乘客開門，還讓他們繼續跟著車再跑一程，直到他把車遠遠地停到早就越過站臺的路邊，才開了門。敘述到這里并沒有進入主要情節，這不過是一個人品欠佳的公車司機與他本該好好服侍的乘客的矛盾，任何社會都有服務不周的現象發生，尤其在公共管理部門失職、物質又相對匱乏（公共交通投入不足）的社會。而且這種現象只要政府重視、抓一抓害群之馬就可改變。問題的關鍵不在人群中有害群之馬，這是任何社會都不可避免的，而在圍繞著害群之馬（惡勢力）的更廣大人群在這一時刻的態度和選擇。是他們的態度和選擇決定了一個社會是否具有自我糾偏的能力和維持良性循環的力量。那么我看見了什么呢？就在司機被迫停下，反罵車外乘客時，車上乘客面無表情、沉默不語、絲毫不被觸動，好像發生的一切與他們一點關系都沒有，好像雖同為乘客，但車上車下是兩個隔絕的世界。這跟我在國家博物館為喇叭噪音向講解員交涉時她身邊那群無動于衷的參觀者何其相似。甚至有幾個司機邊上的乘客，不但對車下乘客沒有同情，反而幫著司機數落在激憤中拍打車門的車下人。他們完全意識不到面對這樣的司機，自己雖然暫時在車上逃過此劫，但隨時可能與車下乘客同命，同命人本應相憐，緣何反為虎作倀？

單從這一幕講，十九世紀前后涉華的西方人直切病根，用“麻木、奴性、狡猾”六字概括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并非不實構陷，他們只是在診斷時暗中就病因做了為達自己目的的手腳。表面看用“麻木、奴性、狡猾”總結上面那幕是解釋得通的，那事不關己、若無其事的大多數用“麻木”來形容不無道理，此時不選邊而站也的確可以用“狡猾”來解釋，奴性則是那司機邊上的乘客如倀鬼不敢他適，輒隸事虎。

我最近重讀魯迅的《“吶喊”自序》，將他敘述的日俄戰爭的那一幕與上面這一幕比較，發覺事情的情境和嚴重程度雖大不相同，但性質是可相提并論的，都可歸于“圍繞著惡勢力的更廣大人群在這一時刻的態度和選擇”這個切入點。下面便是改變了魯迅人生方向的那一幕：“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注意：魯迅也用了“麻木”這個詞，并且如他自述，他棄醫從文就是這一幕刺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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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都在尋思究竟是觀刑本身刺激了他，還是觀外國人殺中國人刺激了他，因自序中并未明確分開，而此一場景具有兩個可分別解釋的層面。觀刑并不是中國人特有的習性，法國在1939年規定行刑不再公開之前（那年有一次行刑斷頭臺沒有搭好，出現技術故障，砍頭過程異常殘忍），觀看砍頭都是民間一場盛會，動不動數以十萬眾，這是血腥和驚悚沒有轉化到電影畫面之前的實況表演，是尋求刺激的人群的卑微娛樂，直到上層建筑意識到“殺雞給猴看”這種原始的教化方式有礙整個社會的面子。既然觀刑并非中國人獨有，刺激魯迅的便不是麻木地看殺人本身，而是看外國人殺中國人。這里用“麻木”合二為一地定性就不準確了，很有可能是受了洋人（包括東洋人）有意貶損的引導。詞語的引導有點多米諾骨牌的勁頭，一個跟一個地重復，一但形成習慣用語，便牢牢地盤踞人的思想，思維定勢就是這么一詞一字像鉚釘一樣一個點一個點固定的。所以在關鍵位置選定既不忤逆事實（與事實的貼合達到一定的百分比）又能有意圖地導引甚至誤導思維走向的詞語，通過傳媒“軍團”反復接力植入大腦，一直是西方統治集團控制時局、撥轉歷史、實行“溫柔的獨裁”的重要手段。近代以來中國幾乎一步都未逃出這場搶奪解釋權的算計，尖兵時常藏在詞語中。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要想真正復興（精神上）先得從重新修訂文史教科書入手，先清理這批詞語暗釘。

由此更準確定性上述場景的應為“不分內外”而非“麻木”。但當年如果西方人用這個中性而不帶貶損意味且更清晰地解釋了病狀的詞為他們的觀察定性，就很難一把拖到“專制統治”的病因上，至少在普通人的思維轉換上“不分內外”與“專制統治”遠不如“麻木”與“專制統治”之因果關系來得順理成章，如此一來他們刻意引入的先導視角就無法在觀察之前就設定人的眼光，當然最終目的也就少了一個在內部引爆的幫手。我們從這番剖析中看到，關鍵的定性詞語是搬動歷史軌道的先遣隊，它們的潛入先左右人的思想，再由被左右思想的人去行動，終致錯動歷史的道岔。我一再強調“解釋權”尤其“歷史解釋權”，根子就在這里。最高等級的統治權不是管理權而是解釋權，從這個角度揭開，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西方國家的內閣并不是最高權力的擁有者。

至于“不分內外”，我們在以前的文章里說過“無界”是由于缺乏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薄弱便難以自生屬性意識，沒有屬性意識，“利益共同體意識”幾乎無法滋生。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在公車上所見，與魯迅描述的一幕實為同一個弱點的暴露，即缺乏“利益共同體意識”。公車上的乘客雖然暫時與司機在同一條船上，然而他們的利益與車下乘客的利益才屬于共同利益，如果他們意識到這一點，與車下乘客共同對付服務欠佳的司機，司機可能就不敢這么猖狂，甚至會收斂改錯，那么惡勢力就無須強大的政權介入，民間自己就有糾正的能力，阻止惡性循環反復發生。一如刑場上那些觀刑的中國人，毫無利益共同體意識的他們，把那場屠戮視為與任何一場行刑一樣，站到了被殺者的對立面，與屠夫一起興奮著。我時常在讀到這個場面的時候聯想到那些為西方統治集團經營中國人的道德卑賤而得到犒賞的藝人墨客，他們不但無異于魯迅筆下的觀刑者，而且都不是袖手旁觀，他們還遞刀子送繩索。好在能不能作“藝術大師”并不是一家主子就能說了算的，國一日未滅，一切都還是輪盤大賭。

魯迅筆下那群特殊時刻的觀刑者，觀摩同胞被殺的場面，特別是外國人在中國土地上打仗并屠戮中國人，而無動于衷，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他們認為幫助一方刺探軍情的暗探被另一方所殺，再正常不過，他們可能隱隱地對一切暗探都沒有好感，尤其是幫外國人干這種事的中國人；另一種可能是他們只有本能（生的本能），沒有自我意識，沒法繞開生死之界，意識到他們與殺人者雖然暫時一起站在生的這一邊，但他們的利益卻是與死的那一邊的人更緊密相連。這兩種可能有著同一根源，即“無界”，不分內外。“麻木”在這里只是就現狀使用的一個形容詞，并不是對現狀的準確解釋，準確的解釋應為“內外不分”，根源則是沒有“利益共同體意識”，及由此而生的“戰線意識”。

而西方人恰恰是有著強烈的、深嵌本能的“戰線意識”，對內是層圈分明，對外是內外分明，這種意識不但一圈一層地嚴密規劃著西方社會內部（上下、層級分明），也圈劃著他們視野中的國際關系（世界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西方社會內部的“紐帶文化”，和無須強權擠壓而普遍的自覺性，以及西方國家之間聯手對付剩下的世界，皆由此來。舉一個最近的例子：

2013年12月26日這天，法國電視二臺晚間新聞報了一條日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新聞。自中日釣魚島沖突事發以來，法媒對事件的態度和報道方式可以說透射了西方對中國心態最真實的一面，同時也可以讓我們清醒地窺到“改開”三十年（敞開胸懷、拋開宿怨）究竟有沒有在昔日聯手“屠宰”中國的西方列強中交到幾個至少患難時不會落井下石的“正常伙伴”。

先來看26日晚這條新聞怎么報。這是一條很短的新聞，模棱兩可，一筆帶過，屬于釣島沖突以來西媒的典型態度和報道方式——表面不采取立場，真實立場藏在詞語中（偷換概念、篡改細節或操縱名詞）。這晚參拜神社的報道表面看也是四平八穩，一反西媒涉外新聞的常態——選邊而站（事實不重要，立場才是主角）、激化矛盾（戰線意識與永遠的對立面）。幾個鏡頭（完全中性的日相參拜畫面，沒有抗議方的）配上一句解說（安倍參拜，中韓抗議，其中中國不滿被強調，韓國則輕描淡寫），半分鐘的新聞。

那么“不采取立場”的法媒之報道目的真的是不偏不依、讓百姓也不選邊而站嗎？這個一閃而過的新聞看去中庸客觀，卻是西媒慣用作弊手法的一個典型。這種作弊手法的關鍵技巧有點像中國百姓熟悉的“鬼點鈔”——看去一分不少，實際是越數越少，即看上去知會受眾一個事實（informer），目的卻是阻止受眾了解事實（désinformer），越報道受眾離真實越遠。我在以往剖析西媒工作技巧的文章里，就寫過這一堪稱“魔術”的作弊技巧，24小時連軸轉的新聞，不是讓受眾知道世界究竟發生了什么事，而是讓他們自以為知道實際什么也不知道。這則報道的目的也是如此，而且還不止如此，還要潛移默化地將他們引到一個立場（制造認同的核心技巧），而受眾既看不出傳媒有號召、宣傳之嫌，也不容易抓到操縱輿論的把柄。

那這“溫柔”的一刀，刀尖下在哪兒呢？一如既往，偷換概念和篡改細節。在這個報道里偷偷篡改的細節是把神社供奉“二戰戰犯”的事實隱去，只講其為“二戰受害者”的祭祀場所。這種以“忽略法”偷換概念、拿掉或添加一個細節的操縱手法，你若追究，抓不住直接證據，因為并沒有憑空捏造，也與一部分事實貼合。一個詞的改變（實際是避掉一個詞），不但改變了事件的全部性質——人家首相追悼二戰受害者，你中國發什么威？而且將對立雙方的角色也互換了——日本才是中國霸道的受害者。同時讓本來就兩眼一抹黑的受眾更不知究竟發生了什么事。相信日本派往西方各國的情報觀察人員會將這一點一滴的輿情細節報回去，這樣對付中國就更有底氣，因為他們早已知道西方真正的統治集團藏在輿情制造者的身后而非內閣發言人的背后。

舉這個例子極有可能把讀者引到不在本文敘述范圍的中日關系、中西關系及傳媒作弊，而忽略舉這個例子的目的是向國人展示西人行事的一個基本動因：戰線意識。談“戰線意識”是為了將“陌生人文化”的探討深入下去，至少在這一篇里沒有喚醒國人的“八國聯軍”記憶、提醒“影子八國聯軍”（不一定是原來的八國，但核心國未變）從未消失、還將一揪就起的任務。

我們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到，“改開”三十年擁抱世界（實為擁抱西方，因為世界并未對我們背過身去）的結果在中西關系的實質上只挪移了一小步，即原來赤裸裸不必掩藏的親疏遠近，現在分出了明暗兩部分。而在中國人如此多情下依然牢牢拴住挪移步伐的，就是西方人行事幾乎無所不在的“戰線意識”，即便在二戰后國際秩序似乎重新劃分了陣線和是非。我在《“普世”表皮與“界”之內核》（見拙作《被顛覆的文明》）一文中專門花篇幅談了西方人的“戰線意識”，此一意識的源頭還是自我意識，由自我意識生出屬性意識，有了屬性意識，方能拉起戰線意識。“戰線意識”說白了就是與誰抱團。推動西媒如此動作的是“戰線意識”，“戰線意識”的起動源是利益共同體，而非是非標準，甚至也不是勢力對比暫時投靠強勢一方。換句話說，“戰線意識”的拉起決定因素是利益共同體意識。這種意識在西方人身上幾乎成了本能的一部分，西方社會高于剩下的世界的組織性、紀律性、自覺性及凝聚力，除了密如蛛網的法律束縛，有相當大一部分來自這種已被馴化成本能的意識。西方社會凡涉及公行為，人群兼受此種意識捆綁，對內對外不僅是非標準不同，也沒有凌駕于內外界線之上的普世道德。凝縮成國家關系，也不例外。這種利益共同體的圈劃是層級式的，層級之間互不串通，我曾經說過這是西方人優缺點的始發源，更是中西文明差異的分岔口。

中國社會內部最終的平衡支點是是非與良心，在散沙般的、人人先抓住眼前利益、隨時隨地都會爆發利益沖突的亂象之下，最后靠是非界限與人的良心作為中流砥柱；而西方社會卻不將平衡支點建立在是非與良心上，講究精神集體主義的西方社會才不會讓良心、是非這些十分個人主義的仲裁占主導地位。“利益共同體意識”和由之拉起的“戰線意識”，實質是個人主義讓位于精神集體主義的選擇。剖析到這里，西方人的“公德”究竟是從哪里來便剝開了我們的全部想象和誤解，露出了它的真正源頭。

“陌生人文化”實際體現的是一個社會的精神集體主義，我們在上一篇文章中談過“陌生人文化”取決于“主人意識”的有無，“主人意識”與“利益共同體意識”雖然是兩個概念，但它們有一共同源頭：自我意識，只是側重的方向不同。如果說“主人意識”為“陌生人文化”提供了一個廣泛的意識基礎，“利益共同體意識”則是“陌生人文化”能否自然起動的點火索。人群在不同情境下有意識或本能地與誰抱團，決定了一個社會是否能產生“陌生人文化”。當然靠道德教育、靠一個強大權力的約束，在某些歷史時期也能產生“陌生人文化”，像在中國社會時不時出現的那樣，但那樣產生的“陌生人文化”很難長期在一個社會占上風，往往是政權一弱，風氣就散。

形容南京公車上的乘客“麻木、奴性、狡猾”未嘗不可，但那只是對現狀帶有明顯褒貶傾向的解釋，它的傾向性遮蔽了問題的實質，即人群普遍缺乏甚至完全沒有“利益共同體意識”，及由此產生的“戰線意識”。這個成天弘揚集體主義的社會，實際人人在生活中只循著個人主義的方向行事。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個社會才產生了具有道德教化和規范行為作用的“儒教”，才需要強大政權的管束，才會時時刻刻祭出“良心”來作亂局的中流砥柱。

車上的一幕加上深刺魯迅魂靈的那一幕，讓我想到另外幾個場景：一路奔逃到崖山覆滅的宋室和在煤山獨自上吊的崇禎皇帝。大的歷史畫卷和小的乘車場景，隔著千百年歷史，朝著一個方向昭示著我們的本性和宿命。

邊芹：《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么會落到這一步》，東方出版社，2013年12月版

邊芹，作家，文化批評家。2013年12月出版《誰在導演世界》（中央編譯出版社）和《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么落到這一步》（東方出版社）。《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譯著：《紅與黑》、《直布羅陀水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