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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我要從在國家博物館遇到的一樁小事說起。說是小事，其實國家無小事，很多事就是從細微處看清分歧與走向的。

我在國家博物館一呆數天，每每安靜的參觀會被嘈雜聲打斷，除了少數參觀者無意識地高聲說話、接聽手機之外，最大的吵聲來自館員。她們是講解員，為方便自己（據說是說話省勁可保護嗓子）她們身上帶了一個擴音喇叭，每當她們領著雇她們的游客走過，原本輕聲細語的展廳就喧鬧起來，不光是喇叭聲音很響，可以影響幾個大廳的安寧，而且原本的秩序被打破。

秩序是什么？秩序包括幾個方面，除了法律、規則強制的框架之外，它還包括參與各方小心維持的氛圍，這種平衡非常脆弱，害群之馬太多或一次破壞太劇，都會被打破。相對來說，國博地下中國古代展廳較之地上某些臨展是比較有序的，一是參觀者不眾，二是不感興趣到此一游的人相對要少（可能周末或假期例外）。這就形成了一種較為有序的氛圍，是這種環境本身規范著環境中人的言行，也可稱為公行為良性循環。帶著擴音喇叭的講解員打破了這一良性循環，館內工作人員帶頭破壞，參觀者又何必小心翼翼地保持肅靜呢？而環境秩序幾乎在瞬間就能翻轉過來，變成大呼小叫的鬧市。

問題的關鍵還不是吵鬧，而是下面我們要說的。我被每隔一小段時間便“入侵”一次的講解喇叭吵得不耐，便上前問講解員能不能不用擴音喇叭，以展廳內流動的人數和聲音分貝，不用完全可以工作。講解員一般有兩種回答：一這是上面的事（我理解可能是指館領導沒有指示不能用或規定能用）；二用擴音喇叭是保護嗓子。所以她們態度和藹但堅決不改。她們維護自己的利益，在情理之中，我甚至想以國人避規的習慣，即便上級規定不用喇叭，她們也未必愿意遵守。倒是她們身邊聽講顧客對我提議不用喇叭的反應，令我深思，因我的提議并不影響他們的根本利益，與講解聲嘈嘈雜雜地往耳朵里灌相比（以我感覺并不舒服，噪音對他們分貝也太高了），可能就是聽講時要專注一點。

先來描述他們都是一群什么樣的人，他們看上去屬于城市中產階層以上的群體，白領職員或公務員，從小團體構成看，有可能是單位旅游。再來看他們的反應：首先他們中沒人主動想到自己這撥人帶著擴音喇叭進入他人正在安安靜靜參觀的展廳，有礙環境秩序，尤其打擾了不在他們這個團體之內的其他人。當我表示不滿時，他們本應被動意識到，但依然沒有，他們中無一人認為至少有關掉喇叭或放低喇叭試一試的必要；其次他們都沒有陌生人共同體的意識。同為參觀者的他人，盡管不是來自自己這群，但畢竟是參觀者共同體的一員。要想生活在一個良性循環的世界，養成陌生人共同體意識是唯一的途徑；最后他們中也沒人意識到我不是為自己而提醒他們噪音的干擾，單為自己戴上耳塞（我是備好的）就可以對付，而是考慮到國博的秩序，甚至國家的形象（館內有外國游客）。此時此境，他們有的是一種直接而不打彎的本能反應：我自己聽著方便就行，既然用了擴音喇叭，就屬于我該享有的，別的事我不管。他們中甚至有人對我說：嫌吵可以到別的廳去。說這話的人并無特別的惡意，而真的認為這是解決的辦法。

接二連三碰到同為參觀者的人對短暫命運共同體的其他人沒有同情和理解，也意識不到整體環境好對每個人其實更有利，我便開始琢磨他們精神世界在與環境對立的一剎那起動了何種邏輯，為什么我以為應該本能產生的個體與所處環境的利益勾連一絲一毫都沒有產生？反而像一列火車上的乘客，一路呼嘯駛過曠野，曠野上有什么被驚動與車上的乘客分屬于兩個隔絕的世界。

這使我深思為什么中國人有這種在瞬間與周遭世界隔絕的反應？他為什么總有一列獨行火車上飛逃的乘客的表現？

在《解剖學系列之四》的結語中，我寫過“在自己的國家也只愿作客人”這樣一句語，由于系列四并沒談“主客意識”的問題，可能有些讀者難以吃透這短短一句話后面拖帶的深重文化內涵。這篇文章其實與上篇的主題并沒有分出去多遠，至少是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它們多多少少都能找到同一根脈——自我意識，只是挖掘角度不同，問題的表現形式也不同。

主客意識的分岔點在自我意識的強弱，集體的主人意識則取決于集體優越感的有無。那么什么才是“主人意識”呢？某天我在北京街頭遇到一位老先生，他手里拿著一把小鐵鏟，每見一處隨意張貼的小廣告，便將其鏟掉。他不是身穿制服的環衛工人，他只是個在街上散步的退休老人，這是把整座城市當成自己家的人才會有的意識和行動。以中國人界定品德的習慣說法，這樣的人往往被歸入“無私”范疇，然后上層建筑就把“大公無私”作為美德標準讓大眾仿效。這其實是把一個實際的“利我”行為過度拔高為一個完全的“利他”行為，鏟小廣告的老人“主人意識”強烈，看到小廣告弄臟弄丑城市，損害了同為城市使用者的自己，便要與之斗爭。這是一種利己主義的“無私”，是犧牲小利而保大利，是“主人”應有的處世之道。說白了是一個群體（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一個國家）內，主人們與客人們的博弈，一國之面貌就看誰占上風。

“大公無私”這樣的道德境界因標準太高，成天掛在嘴邊，就變成了這耳朵進那耳朵出的空洞口號，對人群的實際作用很小。中國人短時旅西看到西人守秩序、照顧環境的行為，會莫名其妙地過度感動，立刻聯想到“無私品德”，有如瞥見“文明曙光”，回過頭來自慚形穢，也是因為中國人老把這種“利我”行為抬高到“利他”行為，看到西方人普遍能做，而自己國家“共產主義教育”經年卻達不到普遍能為，心理的落差可想而知。這種落差經浮光掠影的文人之筆，二次甚至三次過度放大，由此編織了中國人對西方誤讀的幕布之一。這層幕布目前在中國已張得很大很厚，深入民間潛意識，形成深不見底的自賤心理，尤其阻止我們更為清醒和理性地看待西方。有時看著國人注視洋人的眼神（多情和莫名的受寵），特別是那些剛踏上西土的人矯情和得勢交織在一起的表情，我心便抽緊，因為我知道那一閃即逝的神情后面是已積攢得太厚的卑賤。

促使西人“普遍能為”的，不是利他主義，更不是大公無私，他們私底下可比中國人獨霸和自私，而是“主人意識”，誰會在自己的“領地”不管不顧呢？這也是西人優缺點的始發源之一，強烈的“主人意識”使得“圈劃與作主”成為他們行事的基本模式，凡事都以“界在哪里、我能否在其中最大程度作主”為邏輯，由此而生的自覺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凝聚力，中國人的確只在毛澤東時代可與之比肩。當然銅板的另一面是他們霸道，喜歡操縱一切。我們非要那么個曠世強人收緊擠壓才能有的東西，人家這幾戶近現代能征善戰的霸主家里卻早已馴化得滿滿當當，然后向全世界傳授“假方子”：此乃民主自由的產物。真傳正好倒過來，有了這樣的精神內聚力再配上細如蛛網的法律條規，方敢扯開嗓子叫。

一個國家的力量和面目就在于具有“主人意識”的人數目的多寡，多則向上走，少則往下滑。松松垮垮的國度必然是人群尤其是上層建筑“主人意識”淡薄，“乘客意識”占了上風。而這并不完全靠我國一直習慣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由于讓人舍棄自我，會激起人的逃避，而培養“主人意識”卻恰恰相反，它是激發人的自我，通過自我的延伸，繞了一圈達到同樣的目的。強化“主人意識”較之道德教化往往事半功倍。

我是在明白了“主人意識”這個現代國家的必備概念之后，才吃透法國旅行作家亨利•米肖為什么說中國人為“小孩民族”。“小孩民族”的特點就是普遍的“乘客心理”，這是“小孩民族”“外在表現與內在人格距離短”的一個延續性格表現。這也是十九世紀以后西方人帶著標尺重新測度世界，在劃分“上層”與“下層”時的分界線之一。從那時起西方一直自視“成人社會”，被他們劃到“下層”去的則是“成人社會”的對立面，以普遍缺失“主人意識”為典型特征——那里大人無魂、小孩無主、打打鬧鬧、哭哭泣泣、外人挑唆、家丑外揚、松散無序、國不為家、人人兼客——一如底層社會只保留了生存本能的貧賤人群。“成人社會”的支撐點就是“主人意識”，是“主人意識”決定著一個社會的自覺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凝聚力，在西人測試“同類”的標尺上，這“三性一力”是內在標準，以打仗的能力排序。這才是他們心目中的排序，嘴上卻完全設計了另一套。“主人意識”的強弱可直接檢測一個國家上層建筑的真實能力和統治階層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之品質。

新近在一個人物龐雜的晚宴上，我遇到一幫體制中下層干部，估計我在國博遭遇的那些雇導游的人就屬于這一群體。他們官雖微小，但與首都上層建筑的知識分子（機體的腦神經，但只是機器的間接零部件）不同，他們在地方上握有可直接交換利益的實權，屬于體制龐大機器末梢的“直接零部件”。席間他們大喝特喝（干杯不停），據說是多年在那個位置上養成的習慣，其中一人說“一餐幾萬塊那不叫吃”，另一人說他所在城市算得上檔次的飯店都吃遍了，還有個人說“兄弟們”（指熟人朋友）吃個萬把塊拿到他這里簽個字就報了。開會是他們泡溫泉、喝酒打牌的好時機，一般讓一個筆桿子在隔壁虛擬一個總結報告，其他人就打一天牌。他們中有些不過是無官職的秘書，但陪吃陪喝慣了，舉止都與一般人拉開距離，有一套特殊的餐桌表現，豪飲為主要特征。國庫撥給他們維持機器運轉的錢有多少被挪用滿足他們的私欲，我不得而知，總之他們不但玩遍中國，還周游世界（無論在開羅還是洛杉磯下榻都是五星賓館）。“帝國奶酪”上最可怕的現象不是有幾只大蛀蟲，那是數得過來的，而是無以數計、密密麻麻、已經法不責眾的小蛀蟲。

單單作米缸里的一群碩鼠吃點占點倒也罷了，誰沒有一點貪欲之性呢？真正刺激我的在下面：他們人人不滿，張口“中國就是這個樣”，好像他們不是“這個樣”的始作俑者，好像他們不是“這個樣”的組成部分，好像他們不是“這個樣”的得益者。他們就像米缸里快樂自在、吃得肥肥的碩鼠，整個晚上靈魂暫時飛離米缸，為站在外面目瞪口呆的人盤點米缸如何被碩鼠偷食。因為中國“這個樣”，他們的孩子全都送到了或打算送去歐美，不是為學什么技藝回來鞏固他們深得其利的體制，而是為了離開“這個樣”的中國去作西方公民，在他們眼里哪怕拿個韓國護照，也比生來白給的中國籍好。更刺心的是，說這些話，做這些事，在他們已是潛意識的一部分，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最關鍵的是一絲一毫意識不到自己是誰，對自己所處職位、對自己所在體制、對自己所屬民族國家都沒有一點自我意識。

沒有比腐爛其中并快樂著的人抱怨腐爛更神奇的事了，沒有比參與鋸斷自己所棲之枝且毫無意識的人生更戲劇性了，有人會問這與你上面說的“在瞬間與周遭世界隔絕”和“一列獨行火車上飛逃的乘客”有什么聯系呢？

這兩個事例其實說的都是一件事，即缺乏主人意識。這些地方小官是一架機器上的零部件，卻一點都沒有意識到自己與這架機器唇亡齒寒的關系，零部件不管在什么位置上，也不管多小，只要機器散架，他們都將失去一切。可他們坐在主人的筵席上卻自始至終認為自己是拔腿可走的客人，以為離了席或筵席撤了那一桌美食照樣唾手可得。

他們與國博內的參觀者雖然處于不同的情境下，但問題的出發點是類同的，可以一路追到源頭：自我意識——屬性意識——主人意識——共同體意識——陌生人文化。中國的很多問題都生發于這條意識鏈，從源頭上就短缺，一環套一環。缺乏自我意識，也就滋生不了屬性意識，沒有屬性意識，自然起動不了主人意識，主人意識薄弱，當然無法營建共同體意識，最終也就難以產生工業化社會極其需要的陌生人文化。

所謂“陌生人文化”在西方就是互不相識的人在一定情形下有一種利益互綁的意識，比如說素昧平生卻成了鄰里，比如下次可能再不會碰到卻偶然成了公車的鄰座或一條隊中排著等候的人，比如一個黨的黨員雖天南地北卻一損俱損，比如一國之民面對外強命運相連，這種時候“陌生”的事實并不會改變，但在很短的時間里或某個利益平臺上彼此卻變得休戚與共。

我們在以前的文章里談過西方的“紐帶文化”（法語solidarité）產生于屬性意識，而屬性意識來自自我意識，西人的自我意識很強，除了進入工業化社會的馴化，還源自基督教文明的根脈：界之意識。如果說自我意識還有一部分得自文化的根基，那么其后的“主人意識”則很大一部分來自馴化，這個“意識”的強弱直接顯示一國上層建筑是否真實存在，而非徒有其名。“陌生人文化”是對一群人“主人意識”有無的檢測，因為這是一種不固定且范圍很廣的利益關系連接，動機并不是直接、看得見的利益，而是更長遠甚至要出讓一點暫時利益才能獲取的利益，因而是否能形成“陌生人文化”取決于集體的“主人意識”。沒有“主人意識”或“主人意識”淡薄的群體是很難形成“陌生人文化”的，仔細想想毛澤東時代之所以令西人有如面對“同類”，就是起動了中國社會從未大規模出現的“陌生人文化”，五湖四海的人被一種無形而共同的目的驅使。如今回頭看，短暫的奇跡來自“主人意識”的強化。

一次偶然的觀摩機會讓我在法國看了一部伊文思夫婦（伊的遺孀為法籍猶太人）七十年代拍的紀錄片（此類放映機會絕少，還是沾了頗有勢力的猶太遺孀的光，普遍放映的全是表現中國黑暗的紀錄片），攝影機就架在北京的一個工人住宅院內。拍攝對象有可能是當時官方特別挑選和安排好的一群工人，但鏡頭日復一日架在那里，拍攝這群“外在表現和內在人格跨度小”的中國工人及他們的家屬之公人生和私人生，多多少少都捕捉了一些真實。我觀之驚異的是，那時即便一群底層工人也比如今大群中下層官員更具“主人意識”。剔除那些極左的口號和一些夸張的行為，即使在一個工人大院里，人的“主人意識”也可與我在西方社會感到的“主人意識”相提并論。我不是毛時代的天然擁躉，因我思想成長的階段充斥了那個時代的負面信息，要不是在西方親身體驗、對比和思考，并不敢憑空做此對比。那個時代縱然萬般不如今天，但有一樣東西卻是如今追之莫及的，那就是風發的“主人意識”。

由此可見，“主人意識”并非只源自文明文化，它是可以后天栽培的，歸根到底它折射的是一國上層建筑的精神狀態。今日中國之“無主”狀態，究其根源是上層建筑丟失了“主人意識”，“乘客心理”遍及上下。缺乏“主人意識”的群體，常常不是受“強人”之害，而是離不開“強人”，是他代替群體去思考，由他來收緊松散的零部件，人人回避而不敢做的事由他去擔當！所有人都搭乘便車，然后在愿打愿挨中抱怨“看我多沒有自由”。

一百多年來，經歷了傳統社會的崩潰和進入現代社會的不適及動蕩，經過西方統治集團手段不斷翻新但目標始終如一的“劫魂”，中國人的精神處于“無主”、“尋主”、“再無主”的狀態，世界上除了長年戰亂中的非洲、中東一些國家，恐怕還沒有一處像如今的中國這樣“乘客意識”如此普及和常態化，那么多人懷著可以隨便上下車的篤定，做著一面搭車一面拆車的荒唐事。有時我看這個國家就如一條無頭的巨龍，靠文明的余溫提供動力，以夸張擺動的身體撞騙自己，卻不知這已是最后的精力，只是靠資本的注入再瘋狂一把，再耗下去終將一無所有。人群喊著“復興”的口號，以為在精神廢墟上建起的高樓大廈就是復興的根基，卻不見真有一班人像我們祖先創建意識形態根基那樣，像當年研制保命的原子彈那樣，鉆研這國這民的精神缺口，為這個缺口研制秉承傳統、唯我獨有的精神配方，讓上層建筑不再仰人鼻息，讓百姓有主可向。如今真的到了不能再推諉、不能再虛晃一槍、要么死、要么擔當的關口了。

邊芹最新力作《誰在導演世界》近日出版

邊芹，作家，文化批評家。2013年12月出版《誰在導演世界》（中央編譯出版社）和《被顛覆的文明：我們怎么落到這一步》（東方出版社）。《一面沿途漫步的鏡子》。譯著：《紅與黑》、《直布羅陀水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