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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棒棒醫生】

2020年高考上海的作文題目：“世上許多重要的轉折是在意想不到時發生的，這是否意味著人對事物發展進程無能為力？請寫一篇文章，談談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

這個題目異常的簡潔，只有一句話，卻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想到了醫學史上中西醫學的轉折，對比起來看，不無啟示。

醫學史上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轉折發生于1543年。

這一年，哥白尼出版了《天體運行論》。這本書被恩格斯評價為自然科學終于脫離神學而獲得獨立地位的標志。它是現代科學和古代樸素的自然哲學以及一切玄學的分界線，幾乎可以說，就是古和今的分界線。

這一年，維薩里出版了《人體構造》，它對于醫學的意義相當于《天體運行論》，是現代醫學的起點，也是古今醫學的分水嶺。

維薩里，圖片來源：wiki

在這之前的漫長歷史里，人類醫學對于人體結構和功能的認知基本上來源于粗淺的經驗和神秘的想象。尤其是人體的結構，積累的知識主要源自無意識的原始祭祀和宰殺，不是有目的的醫學研究。這樣的知識體系自然充滿了謬誤，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內臟占卜、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到古印度的妙聞集，莫不如此。

古希臘的解剖學卓然獨立，可以說已經出現科學解剖的萌芽和曙光。阿爾克邁翁和亞里斯多德的動物解剖，以及希羅菲盧思的基于醫學目的的人體解剖，已經辨識出動靜脈、部分腦神經、肌腱和腦室等深藏人體的細微結構。不幸進入中世紀，這一點曙光遂湮沒于無邊的黑暗之中，近乎寂滅。

整個的中世紀，解剖學被蓋侖理論所統治。蓋侖的解剖學其實也是偉大的解剖學，但它是建立在動物解剖上的，以動物解剖推論人體解剖，可想而知，謬誤也是百出。

但是，他的謬誤是不能批評的。一者蓋侖的天才確實無與倫比，更重要的是，宗教賦予他無上的權威，不容置疑。所以，在中世紀的一千多年里，醫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注解蓋侖而已。把蓋侖理論讀熟，就等于是掌握了真理。

偶爾有醫生發現人體與蓋侖描述不一致，那也會被認為是人體長錯了，或者進化變異了，而不是蓋侖錯了。大學里雖然一年也有一兩次解剖演示，那不過是為了印證蓋侖的理論而已。而且，解剖學老師只是高臺講章，正眼也不瞧尸體一眼，在下面操刀的是理發匠。

這樣唯經典和權威是從的醫學一直持續到16世紀，維薩里出現了。維薩里在巴黎大學讀書時就體現了濃厚的解剖學興趣，但他不滿足于老師的照本宣科，總想親自解剖人體。他到巴黎無主公墓去搜尋遺棄的尸骨，到刑場去偷盜皮肉內臟腐爛被鳥吃光后的完整骨架。最后，他向老師爭取到代替理發師親自做人體解剖演示的機會。

在巴黎大學和魯汶大學畢業后，維薩里到意大利帕多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并謀到解剖學教師的職位。他辭掉了解剖課的助手和理發師，親自操刀，并且鼓勵學生通過解剖而不是經典來獲得人體結構的知識。標本不足，他就和學生去掘墓盜尸。1539年，維薩里在大學里公開同時解剖了猴子和人的尸體，一一指出二者的不同。兩具尸體被解剖得體無完膚，以動物解剖為基礎的蓋侖理論也同時體無完膚了。

維薩里的意義不在于他發現了哪個瓣膜哪根神經哪塊骨頭，而在于，他告訴我們，可靠的醫學知識來自真實的觀察，而不是經典和權威以及玄想。人類醫學從此徹底甩掉了沉重的包袱，輕裝上陣，開始了指數級的飛速發展。哈維的心血運動論、莫干尼的病理解剖學、魏爾肖的細胞病理學……一直到DNA雙螺旋，都可以看做是維薩里解剖學的自然延伸。

1543年，是明代嘉靖年間。此前的中醫解剖學和世界各民族的傳統醫學相比，并不差，僅次于古希臘和古羅馬。馬王堆醫書《陰陽十一脈灸經》和《足臂十一脈灸經》的血管解剖、《黃帝內經》和《難經》中的臟腑、骨骼和血管解剖等都達到相當的水平。這些知識除了祭祀和動物宰殺外，可能也有少數的出于醫學研究目的的解剖學實踐。后世雖有新王莽和北宋吳簡使醫生和屠夫聯手活體解剖犯人的事例，卻沒有留下有意義的新知識，對中醫解剖學的貢獻實際是零。

真正開始質疑古代臟腑解剖錯誤的是清代王清任（1768—1831），已經進入19世紀了。王清任在野外墳場上見到很多死于瘟疫的小兒尸體，隨便用棍子撥弄翻看，就發現，“始知醫書中所繪臟腑形圖，與人之臟腑全不相符，即件數多寡，亦不相符。”這發現正如維薩里之于蓋侖謬誤，若以此為契機，也可能成為中醫發展的轉折點。

但是，王清任的解剖學實踐不具有革命性，其方法過于原始，只是用棍子撥弄翻看而已，沒有用刀一層層地剖開來看。比如，他對人體的橫膈膜很感興趣，不知道它究竟是在心上還是心下，是斜還是正。但是，野外尸體破壞嚴重，看不清楚。他只有等啊等，最后等到機會求證于一位殺人如麻的新疆軍官，花了42年才“方得的確”。但這仍然是二手資料，算不得“的確”。真要搞清楚橫膈膜，很簡單，親自解剖一具尸體不就行了嗎？哪里用得著42年？但王清任始終沒有拿起刀，這是他的根本缺陷。

其實，王清任之前，維薩里的解剖學已經通過傳教士傳到中國來了。有兩部《人身說概》和《人身圖說》（鄧玉函，1576?1630）。看過這兩部書的醫生也有，著名的溫病四大家的王士雄的父親王大昌（也是一代名醫），他看后承認中醫沒有真正搞清楚過臟腑的真形：“若非泰西之書入于中國，則臟腑真形，雖飲上池水者，亦未曾洞見也。”

《泰西人身說概》的文本起初由鄧玉函（德國耶穌會傳教士 Johann Schreck，也稱 Joannes Terentius，1576?1630 年）口述，他又翻譯并編撰了這部著作。畢拱辰（卒于 1644 年）后來對該書進行了編輯。圖片來源：世界數字圖書館

可惜，不論晚一百年傳入中國的維薩里解剖學，還是自覺發現前人錯誤的王清任，都沒能引起中醫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根本改變，沒能實現歷史的轉折。

同樣的故事發生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