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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盡管我們在討論上述這些理論，但也無法忽略其背后的現代民族國家框架，清晰的主權界限與文化、身份認同模糊界限之間的張力，應怎么看待？在此，想結合您提出的“南北聯合型復合國家”概念來理解這個問題，您曾設想這個模式也許可以成為東亞認知共同體的核心環節；但最近這段時間半島問題重回地緣政治熱區，可能對于生活在東亞的人來說，對前景又有些消極。

白永瑞：謝謝您提到我正在進行中的研究課題。今年10月，我在東京大學發表過這一復合國家論的演講，并即將作為正式文章刊發出來。我的這一觀點繼承了自20世紀70年代起在韓國國內萌芽并發展起來的復合國家的討論，并正在努力將其應用到整個東亞地區。

復合國家是包容多種國家形態的綜合構想，既是國家之間的結合形態，也是國民國家自我轉換形態下的新國家機構的創設。在東亞地區致力于研究“復合國家”課題，換句話說，是催生加強人民主權的再構成和民治之結合的實質性變化，可以明確以國民國家的臨界點為視角，向資本主義的“今后”（“未來”）窺視。

但由于這是在啟動資本主義世界體制的上層結構——即國家間體系(inter-state system)內運作的，所以很難擺脫國民國家的框架。更何況，這個構想并不意味著國家本身的消亡，它有必要促使國家徹底反省，不能任其（其根源暴力性）不管而超越國家主義，同時把超越國家和超越國家主義的課題當作資本主義世界體制根本性變革這一長期課題來思考，說服力就會增大。

基于上述認識，以及考慮到國家這一形態本身很難在不久的將來廢除，因此在國家消失之前，構想并實現國家主義明顯緩和的工作是非常迫切的課題。

如前所述，現韓國政府正在推進的“分斷體制再鞏固化”政策，導致朝鮮半島很難擺脫經常性的軍事緊張狀態，軍事沖突的可能性也會增大。在此局勢下，提出符合當前情況、且具有靈活性的“南北聯合型復合國家”等實踐方案反而更令人關注。

毫無疑問，為了重新恢復其改革動力，短期內韓國的局勢變化是當務之急。但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也要努力描繪文明論層面上的藍圖，在日常生活中讓多數人認同“南北聯合型復合國家”不是簡單的南北統一，而是為改善整個朝鮮半島居民的生活質量，建設“開放性朝鮮韓半島共同體”。

當然，還需具備在現實中追求文明轉型長期目標的中短期戰略。既是日常實踐，又要將全球普遍性的日常生活短期改革與長期公共課題相結合，以達成國家改造。現在是推動國家改造、形成朝鮮半島分斷狀態下復合國家這一中期課題的重要時機。

11月14日，在韓國首爾龍山區的國防部大樓，舉行韓國和聯合國軍司令部國防部長會議。圖自韓民族日報/聯合對話團

觀察者網：從歷史淵源來看，東亞地區在一定程度上經歷過共同的秩序塑造，比如朝貢、戰爭、民族主義/民族解放、社會運動等等，但同時各自的國民（民族）國家構建都并未完全（日韓留有美國舊殖民因素，半島南北國家構建未完成，中國的兩岸問題也尚待解決），歷史上的嫌惡感，與右翼保守力量呼應，再加上實力對比變化、戰爭干擾，在不同維度上影響了東亞內部的相互評價，當下來看相互嫌惡感這個問題有解嗎？

白永瑞：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樣，東亞各國都在推進國民國家建設的過程中，呈現出了不同的情況。這一結構性條件影響著彼此相互間的感情。因此，近年來厭惡感的加深程度，根據各國對象也各不相同。例如，據說韓國青年的反華情緒很強烈，但中國青年的反韓情緒卻沒有那么強烈。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僅靠擴大交流、正確了解彼此文化和歷史知識是不夠的。

在這個問題上，對青年群體的關懷尤其重要。他們在網上傳播對外國人的厭惡情緒，是因為他們現在的生活不穩定，所以從外部尋找發泄自身不滿的攻擊對象。在全世界擴散的新自由主義弊端造成的右派民粹主義高漲也是如此。因此，相互厭惡情緒這一問題的根本解決方式，與各自社會內部的改革有著深切關聯。

中日韓青年似乎都在“內卷”與“躺平”之間掙扎。2015年，韓國《京鄉新聞》刊登“地獄高麗”插圖，拿著金湯匙的“兩班”坐在船上，代代扶持；拿著土湯匙的民眾在下面劃船，逃脫不了終身劃船的命運。資料圖

觀察者網：正是由此，非常敬佩您一直呼吁要在東亞尋找“另一種普遍的文明”，能否向中國讀者解釋一下這個概念的內涵？

在最近的“世界中國學”論壇期間，聽了您的幾段話，但理解有點模糊，“另一種普遍的文明”更傾向于認知上的共識，還是更偏向于在達成共識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共同感受？對于這兩者微妙區別的理解是，前者可能更強調一個結果，但后者可能更強調過程性。因為如果是前者的話，似乎并不新鮮，中日韓過去就做過類似的事情，三方嘗試從過去的歷史中、文獻中找到一些相似地方，或是一些遺留下來的共同歷史遺跡等，這些因素確實重要，它可以作為基礎，但如果在面對當下、甚至面向未來時，顯然是不夠的，也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

白永瑞：對于“另一個普遍文明”的追求，如果根據您的提問來回答的話，應該是比起結果，更注重過程。換句話說，追求“作為過程的普遍性”, 即追求“文明化過程”。

舉例而言，以前強調的是認知共識、共同的歷史認識等等，但我認為，現在更重要的是尊重差異。在此，讓我們把焦點放在青年問題上。當前受到新自由主義擴散的影響，個人主義深化、自媒體和網絡的影響擴大，“集體行動個人化”的趨勢正在蔓延。無論是哪個國家,個體碎片化都不在少數，特別是經歷了新冠肺炎隔離措施的年輕一代，更傾向于選擇性地關注個人化的話題，參與行動的方式也在改變。他們利用數碼技術，通過觸感數字化等多種體驗，正向著感官的無限擴張進化。

考慮到上述變化的優缺點，要想與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新文明變革方向產生共鳴，就不能忽略將年輕一代轉型中的文化感受進一步擴大，推進其與更廣泛社會層面的感覺或感性相結合的“對話性交流 (dialogic conversation) ”。

這種“對話”不會基于某種共同性而消除彼此之間的差異，反而會對彼此產生刺激，最終對確認彼此的差異而做出貢獻。

并且，這種對話與以往在差異中尋找共同理解或普遍真理為目標的“辯證性對話”不同。中國的許紀霖教授曾提出“分享和陪伴”的解決方案，這可以視為對話性交流的具體標志。但是，我想進一步提出追求個人修養和社會變革并行的路徑。我想強調的是，為了培養和帶動更多這樣的青年，需要小規模自發組織來鼓勵他們繼續維持個性化活動。關注青年感受到的絕望和頹喪、不滿和憤怒，接受青年用新的方式來實現自我價值，并為青年找到新的出口，這是衡量我們未來“另一個普遍文明”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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