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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中國人馬云和美國人比爾·蓋茨都是世界級的超級富豪，兩個人有很多共同之處。

兩個人都是互聯網時代的企業家，都是靠個人奮斗積累起來巨量財富，都是熱門公眾人物，都創立了自己的基金會，都自愿拿出自身財富的一部分回饋社會，因此都被稱為慈善家。

在公眾面前，“商業馬云”頻頻變身為“慈善馬云”。2018年接受彭博電視臺采訪時馬云說，“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我們（他與蓋茨）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一顆充滿愛和尊重的心。”“這是我們的共同語言。第一次科技革命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科技革命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現在處于第三次革命，會發生什么？應該是對抗貧困、疾病等的戰爭。”

兩年后的今天，當年預見到的情況真的發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慈善馬云”和“慈善蓋茨”都很積極地投入到了實際的抗疫活動中。

根據公布的信息，馬云公益基金會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最早于1月25日就成立了10億元醫療物資供給專項基金，用于國內的抗疫。疫情全球大暴發之后，兩個基金會采取了更加積極的行動，到目前為止，已經向全世界140多個國家捐贈了口罩、檢測盒、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物資，除此之外還捐資1億元人民幣支持疫苗及藥物研發，還利用網絡科技優勢提供網校上課軟件、開通在線醫療咨詢專區、國際醫生交流平臺和志愿者平臺，還通過菜鳥投入包機業務打通中外雙向物流通道，并推出了相關的就業扶持專項計劃，等等。根據兩個基金會于3月28日發布的公告，所有抗疫公益事業的資金“全部來自馬云的個人捐贈，沒有一分錢的社會募捐資金”。

馬云微博截圖

而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也早在1月26日就開始了捐款行動，詳細情況在該基金會網站上都有公布，不一一羅列了。

不用說，兩個超級富豪的慈善行為都是大好事，也都收獲了廣泛的肯定和稱贊。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賽針對馬云的捐贈說，“世界衛生組織感謝你在關鍵醫療物資供應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中提供的幫助”。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負責人類似的感謝話還有很多，也不一一羅列了。

這是很正常的人際交往，人心換人心，提供幫助的人奉獻友愛之心，接受幫助的表達感恩之心。人類社會依賴于這種情感交換紐帶得以延續和發展，如果先天缺失這種紐帶，人類不會有今天。

但是，慈善家也有特別的苦惱，人類不僅僅是道德動物，還是一種政治動物和經濟動物。結果就是一些完全對立的天性——利他和利己、友愛和仇恨、兄弟團結和敵我對立相互交織在一起，無法分離，事情因此而變得復雜了。

“慈善馬云”和“慈善蓋茨”不僅僅是慈善家，兩個人還另有其它身份，如蓋茨屬于美國的資產階級，馬云屬于中國的新興富豪；另外，蓋茨相信上帝，會參加天主教會的活動，而馬云是無神論者，還是中共黨員。

正是這幾個根本差別，客觀上決定了他們只能是兩類完全不同的富豪慈善家，不以其個人意志為轉移。

美國富豪慈善家的特殊性

美國富豪慈善家所屬的資產階級這個群體，有其獨特性。簡單歸納，有如下幾點：

第一點可以稱為資產階級的平民化。歷史上，美國社會沒有經歷過歐洲和日本那種封建社會，這意味著美國在資本主義時代前沒有任何性質的貴族或上流社會階層阻擋資產階級的上升，這個資產階級群體未經過任何斗爭就占據了社會頂層，在壟斷了財富的同時也壟斷了舊世界由世系貴族、高級僧侶或軍事將領所代表的名望和權威。

這一點非常重要。美國的資產階級在很短的時間里從平民社會里脫胎出來，導致美國的一整套主流思想和價值觀，雖然是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通過金錢力量打造出來的，但卻與最廣大的中產階級之間沒有根本上的沖突。歐洲大陸那種伯克式的古典保守主義，在美國是沒有的。美國的保守主義信仰工作與勝利、奮斗與成功、奪取各種新權力，與自由主義一起受到中產階級的廣泛擁護。

比爾·蓋茨本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靠個人奮斗和時代機遇，在短短20幾年的時間里積累起世界最大規模的個人財富。這個成長經歷本身就標志了美國社會存在著中產階級通往資產階級和超級富豪的暢通路徑。

比爾·蓋茨呼吁疫情期間在家辦公，來自社交媒體

在這樣的社會里，超級富豪群體不大會受到中產階級的仇視。他們是光輝的榜樣而不是丑惡的敵人，他們的言行舉止、思維方式受到中產階級的追隨和模仿，而不會因為階級之間橫亙著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受到普遍的攻擊。

第二點可以稱為社會的全面市場化。由于美國是一個“資產階級領導一切”的國家，無論是華盛頓還是波士頓，都被紐約的金融和經濟權力所左右，發展到現在，市場經濟已經擴展成為了市場社會——世間萬物一切都以金錢關系連接起來，待價而沽。那些原本屬于社會關系的事情如友誼、愛情、榮譽、生育、健康、壽命、懲罰、坐牢、移民等等都已被市場化，變成了可以買賣的東西，包括獵殺瀕危動物的權利、排放污染物的權利、私人公司的海外戰場服務等等也都可以出錢購買，還有專門做死亡生意的如被稱為“死亡期貨”的人壽保單貼現交易、被稱為“死亡賭局”的名人死亡時間游戲網站等等。

在這樣一個被市場深度“反噬”的社會里，“慈善蓋茨”們真金白銀捐款做慈善、做公益的行為，相較于那些屢屢擊破道德底線的純粹金錢行為，無論怎樣都屬于最能夠被接受的、最符合公序良俗的、最好的事情之一。換句話說，在輿論場上，前方永遠有太多其他應該被攻擊的市場活動為之“擋子彈”，而慈善活動本身安全得像在虛擬堡壘中。

第三點可以稱為政治權力的資本化。眾所周知，在美國，資本權力始終高于政治權力，而不是相反。聯結資本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紐帶除了隱蔽的腐敗，還包括公開的政治捐款制度，也包括一人一票選舉制度。這些都有了很多的理論分析，在此不再贅述。

概言之，美國資產階級在拿出自己財富中一部分回饋社會的同時，實際上也在拿出自己財富中的一部分控制政治、左右政府，不使其成為自己的對立面。如果說前一部分被認為是慈善公益行為，那么后一部分則難以被歸入慈善公益行為一類，出錢贊助政客者也很難被稱為慈善家。

作為一種集體行動，美國資產階級全面控制美國政治，本質上就是運用金錢力量將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共政策變成“紐約劇本的擴充版”，也就是一種私人托拉斯在上、政府在下的模式。

比爾·蓋茨本人既支持過希拉里·克林頓，也為共和黨捐過款。哪個黨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資本意志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充分體現，以及資本權力相對于政治權力的至高地位。

如果說金錢在美國社會中的全面滲透讓美國資產階級有了一個“錢能買到的最好社會”，那么金錢在政治中的全面滲透還讓美國資產階級有了一個更有價值的東西——“錢能買到的最好政府”。

只有同時看到這兩個方面，才能完整理解美國超級富豪的慈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