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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祝鳴】

3月30日，南非總統祖馬突然進行內閣改組，廣受市場好評的財政部長普拉溫·戈爾丹成了主要受害者，而此前戈爾丹被看作是反腐先鋒和祖馬在內閣中的頭號對手，被認為是祖馬親信之一的馬盧西·吉加巴擔任了新財長。

數月來，南非的主權信用評級一直因政治環境因素存在被降級的風險，而這次內閣改組也馬上遭到了金融市場的嚴厲懲罰。南非蘭特對美元匯率在4月3日晚下跌了2%，而此前自3月30日以來蘭特對美元已經貶值了5%。評級機構穆迪此前給南非的評級為高于“投機級”兩個檔的Baa2。該機構于3日晚宣布將南非評級展望調為負面。

作為非洲最發達的經濟體，南非的信用評級則被另一家國際著名評級機構標普列為BB+，這是“投機級”的最高級別。標普的理由是南非充滿了“政治和政府機構的不確定性”。標普在一份公告中指出：“祖馬總統推出的政府改組給經濟增長和預算穩定的前景帶來了風險?！?

南非由此成為金磚五國中繼巴西和俄羅斯之后，第三個主權信用評級淪為“垃圾級”的國家。之前，俄羅斯和巴西已墜入垃圾股。狀態最差的是巴西，自從2014年被評為垃圾股之后，就一直也沒能解脫出來。

南非總統祖馬

主權信用評級對發展中國家的考驗

主權信用評級對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說既是“天使”，又是“惡魔”。一國良好的主權信用評級對其吸收外資經常會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惠譽（Fitch）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的研究報告稱，主權信用評級對非洲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情況產生重大影響。1995年至2011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主權信用評級通過吸引外國投資為評級國家GDP貢獻兩個百分點。

但如果國際評級機構對某一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不斷下調，極可能會降低國際社會和投資者對該國經濟的信心，甚至引發經濟波動。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公司調低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后，希臘陷入更深的債務危機。

更為嚴重的是，國際評級機構的這種評級下調，似乎已經成為了被降級國家經濟進一步下滑的“落井石”。去年，南非標準銀行曾經對主權信用失去“投資級”的國家經濟狀況進行過研究。研究顯示，巴西、俄羅斯、保加利亞等國的主權信用失去“投資級”后基本都經歷了長達兩年的經濟衰退。

2016年，南非標準銀行對南非被降級后經濟前景的預測

不過，有學者就批評：西方評級機構對主權國家進行信用評級，建立在話語霸權和知識霸權基礎之上。西方國家主導的知識霸權的主要特點是：給其意識形態披上“科學”的外衣，通過發布機構的民間行為體現西方國家意志。在“科學”和“價值中立”的外衣下，西方國家利用所謂的民間組織來推銷和傳播其意識形態，影響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干預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選擇，甚至打壓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中國前駐巴西大使陳篤慶具有多年的巴西工作經驗，他也指出評級機構只是從投資巴西的角度進行評級，面向的是投資者甚至是投機性資金。這些資金進入巴西的熱情減少了未必是壞事，因為這些錢并不是真正用在了生產上。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這些評級沒有什么了不得，也不意味著巴西經濟離開這些熱錢就不行了。

而且即使降級之后，這種影響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一國的國計民生還是個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南非的被降級風險實際上早就存在，近年來更成為其國內財經新聞熱議的話題。而筆者因工作關系在今年1月再次去南非訪問，這正好給筆者一個印證媒體、網絡上所充斥的各種對南非經濟發展負面報道的機會。

筆者詢問了一位租車公司的黑人司機，問他對近年來各種南非經濟不好消息的報道是否感同身受？該司機來自南非鄰國津巴布韋，在南非工作已10多年，從他的言談舉止等來看應該屬于收入還可以的人士。他的回答倒耐人尋味：“我對那些報紙上的各種所謂經濟壞消息是沒有什么感覺。我感覺自己的切身生活基本沒有受到影響。而且我移民南非10年來，總體感覺南非是在不斷取得各種進步。”

筆者在南非參會期間，和不少南非的知名學者、普通學生等都有所接觸，但他們都沒有對媒體上所報道的南非的經濟困難多加強調。這也印證了筆者從事國際問題研究以來的一個切身體會，即“盡信媒（體）不如無媒”。因為有時媒體的報道會強化一些負面消息，但有時局內之人反而并不感覺到這些事情有多嚴重的后果。

被降級金磚國家的問題根源

雖然西方評級機構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被降級的金磚三國的確普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各種內部問題，導致其出現了經濟上的較大困難。

經濟過分依賴資源出口，經濟結構多元化程度不足。

高盛前首席經濟學家、“金磚國家”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奧尼爾在2015年的一次訪談中就批評，“俄羅斯和巴西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均過于依賴石油等資源。今后必須促進民間投資，重構均衡的經濟結構。”相反他對印尼贊賞有加，因為盡管印尼和俄羅斯、巴西一樣都是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但印尼沒有坐享其成而是開始推進削減燃料補貼等結構改革。

巴西、俄羅斯、南非三國都是資源出口大國，雖然各國政府也曾致力于培育新興產業，但由于各種原因而成效不大。尤其是如果不考慮進出口等實物貿易，而考慮高科技產業等價值鏈更為高端的產業，那這三國的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國內科技研發水平還不盡如人意。除了傳統的資源出口產業外，新興產業的崛起還未見苗頭。

過去經濟發展的好日子反而成為“溫水煮青蛙”，使執政黨的改革動力及勇氣嚴重不足。

當今世界經濟進入增長動能不足的所謂“新平庸”時代，之前的大宗商品繁榮周期的結束導致不少靠吃資源飯的發展中國家陷入了發展的困境。但我們也看到，部分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還是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這其中就包括中國和印度這兩個金磚國家，而這兩個國家恰恰也是近幾年開展了大刀闊斧改革的國家。

以巴西為例。巴西經濟結構改革的最好時機是盧拉當政的時代，而巴西已經錯過了。盧拉時代是2003年至2008年的五年，全球經濟危機爆發前，巴西經濟形勢非常好，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非常高，巴西貿易順差也很大，許多當時推出的政策取得的成效也都很大。如果當時盧拉政府利用那個時期進行深層次的改革，包括勞工制度改革、經濟結構調整等，都是可以進行的，但盧拉政府在當時沒有做。

反過來講，經濟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走向疲軟，巴西也深受影響，在這樣的環境下再進行大規模改革，外界條件和內在形勢都不允許了。目前無論執政黨還是反對黨，對如何帶領巴西走出困局，都沒能拿出一個像樣的方案。同時，也沒有一位領導人敢站出來力挽狂瀾。政府不作為，反對黨也不想政府有所作為。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在2016年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放緩既有內部和外部原因，也有周期性和結構性的原因。2011年，經濟增長開始放緩，最初是由外部原因所致，如國際貿易下降、物價較低，以及緊縮的金融狀況等。但自從2014年開始，內部因素越發重要，如生產力持續下降、政策不確定性不斷發作、政府財政預算緊縮，使其難以刺激經濟活動。

社會不安定讓巴西原已衰退的經濟雪上加霜。圖為2016年12月巴西國會縮減政府開支決議遭到反對而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人群與武裝警察發生嚴重沖突

國內政治斗爭拖延乃至惡化了國內經濟。

南非困境的出現，則不僅有上述的兩大原因，而且國內政治斗爭發揮了極其消極的影響。自1994年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建立新南非以來，在現總統祖馬之前的歷任南非總統在15年內累計只任命過三位財政部長，而祖馬自2009年就任總統迄今的8年內，就任命了5位財政部長（剛被撤職的普拉溫·戈爾丹是擔任過兩次財政部長），每個財政部長的每屆任期只有兩年不到，這在任何一個成熟的經濟體政府內都是比較罕見的，這無疑加大了外界對南非財政的疑慮和擔心。

更有輿論分析指出，此次祖馬總統撤換財長戈爾丹的舉動更多是出于政治動機，而非經濟動機。這形同賭博之舉動是因為如果他撤掉戈爾丹，可能面臨市場崩潰和遭到非國大黨內反對勢力反攻的風險，如果他不這么做，就會顯得軟弱，可能會影響其在今年12月選擇黨領袖繼任者。

不過，筆者依舊對金磚國家總體向上的發展趨勢保持看好。因為金磚國家并非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嬌弱花朵，而普遍都是發展潛力巨大、國內市場廣闊回旋余地很大的國家，更別提其異常豐富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換句話說，雖然目前看起來金磚外表因為外界的風吹雨打而顏色有所黯淡，但其“金子”的底色依在，其發展的綜合優勢和長期向好的趨勢依然沒有變化。“陽光總在風雨后”的未來依然是可見的。

這也是“金磚之父”吉姆·奧尼爾在一次談到金磚國家經濟增速放緩的問題時，依然對金磚國家相當樂觀的原因。他表示“任何相信‘金磚國家’能夠維持其誕生頭十年內增長速度的人，都并不真正理解這些國家。即使是在當前放緩的增速趨勢下，四國加起來仍然將馬上超越美國經濟體的規模，并在2037年超過整個G7經濟體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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