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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忍痛奉命拋棄部隊？還是自己臨陣脫逃？

孫元良本人的回憶中，并沒有否認棄部隊“逃跑”，但就是否“違令”做出了解釋，按照他的回憶，此事件是接命令棄部隊撤退而非臨陣棄部隊脫逃。

那么，唐生智的命令究竟是如孫元良所言讓各長官拋棄部隊過江，還是如宋希濂所言部署了正面突圍呢？

孫元良本人的回憶是這樣的：

唐指揮官召集各部隊長會議，他宣布放棄南京。他要各部隊長和他一起到下關乘輪船渡江。……唐馬上又拿出預先用油印印好的，從南京撤退的正式命令，發給每人一份。這時桂永清哭了，他不愿丟下剩余的部隊，一個人和唐乘船渡江。所有的部隊長也都作同樣的表示。我流著淚說：“指揮官請先乘船渡江，官兵都不認識你呵。我們是直接帶兵的，應該和自己的部隊在一起行動。

——孫元良著《億萬光年中的一瞬》（時英出版社，2008年07月，第236-237頁）

另一方面的資料則與孫元良本人的說法相悖。

當時并非所有守軍將領都在開會后直接棄部潛逃，另有兩支廣東部隊遵從唐生智命令，成功從正面突圍。其中，鄧龍光軍長留下了唐生智的突圍命令稿。從命令稿中可以看到，孫元良的七十二軍（即第八十八師）應當沿飛機場東側——高橋門——淳化鎮——溧水突圍，而教導總隊也不在渡江撤退的部隊之列。（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29-331頁。）

而在孫元良回憶中提到的，流淚不愿舍棄部隊的桂永清，則在時任教導總隊副總隊長兼第一旅旅長周振強回憶中被提到：

十二日晚十時左右，我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揮所看到南京中華門方向和下官方向都起火，打電話到總隊部也打不通。派人到總隊部一看，回報說，總隊長下午五時到總指揮部開會以后沒有回來，參謀長邱清泉也離開了總隊部，城里部隊很亂，都紛紛向下關方向跑去。

——周振強著《教導總隊在南京保衛戰中》。摘自《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南京保衛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08月第1版，第168頁。

7、在棲霞山游擊？還是脫離部隊躲在使館？

關于此事的另一爭議在孫元良主張自己并未為了保全性命放棄抗日脫離部隊，而是在棲霞山游擊。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我即然在江邊找不著船，只好鉆隙向東面的山地撤退，我們從犧霞山、龍澤年車站間跨過鐵路，南向進入山區。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給食物，熱心地帶路，并代我們找船，給了我們不少方便，也添了我們無數傷心！這樣，我便帶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長兄弟，和一輩子的創痛與恥辱，從龍潭附近渡江，經泰興、淮陰、徐州、鄭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漢。

——孫元良著《億萬光年中的一瞬》。時英出版社，2008年07月，第238頁。

對于，孫元良是否在撤城會議之后“和自己的部隊在一起行動”，時任八十八師軍械處主任兼南京通訊處主任的葛天，在《我所知道的孫元良》（摘自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第19輯  軍政人物（上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08月第1版，第463-464頁。）一文中是這樣回憶的：

我到了漢口不久，忽聞軍隊從南京大潰退的消息，想到孫元良的安全問題，竟到寢食不安。……以后再亦無法找到孫元良這樣相信我的長官。正在這時各方紛紛傳說孫元良生死不明的消息，我聽到以后，更加著急。

約過了五天，我在漢口湖南會館八十八師收容處遇到剛由南京逃漢的八十八師補充旅旅長吳求劍……我急忙問他：“師長（指孫元良）的情況怎樣？”他帶著失望怨忿的口氣對我說：“在12月11日下午3時左右，防守南京光華門的桂永清部被日軍突破，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進到明故宮飛機場，這時我還同孫師長通電話一次，并問他如何應付，他告訴我見機行事，從那次通電話以后，就失了聯絡。我看到當時混亂情況，也就到了下關渡過長江，并多方打聽他的行蹤亦沒有結果。依當時情況看來，他無論如何可以渡過長江平安到達后方。現雖有人傳說他業已渡江時而死，但這一消息不一定可靠。”

1938年5月中旬，孫元良已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訓練團黨政班擔任副主任。這時候該班有一個秘書盧則文，他同孫元良在蘇州東吳大學是同學，盧則文在抗戰初期曾在一個外國公使館工作，有這個關系，孫元良就事先同他接頭，一到南京緊急時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盧則文事先為他接好頭的某國駐華公使館。他去的時候連他的衛士亦不知，恐怕這個可恥消息被別人知道。到孫元良已由南京到武漢并在武漢坐牢問題告一段落，盧則文認為他不會再發生其他問題，就吞吞吐吐的把孫元良不可告人的事告知他的知己張柏亭（張是當時八十八師參謀長），以后別的人亦就知道了。

他住在公使館知道了守南京的將領從唐生智起到各師長止，沒有一個人受到懲辦，于是他就離開公使館躲到云南路336號（即鼓樓四條巷5號隔壁，這二座房子都是他的私宅），準備離開南京。他化裝成一個馬車夫，通過下關離開南京到了蘇北韓德勤部，然后轉到漢口（他離開南京時曾由原八十八師師部一個伙夫裝作馬車夫，孫裝作助手，到下關時該伙夫故意打孫一個耳光，使敵人沒看出是孫元良）。

另外還有一些電報資料參考。

1937年12月18日，一封可能是廖齡奇（發電署名錯標成“孫元良”）拍發給蔣介石的電報，報告了八十八師領導層在南京保衛戰撤退中拋棄部隊，下落不明的行為：

職部轉進浦口，所有人員、武器及器材損失至為奇重。孫軍長、彭副師長鞏英及各旅團長行蹤尚未明了，沿津浦路收容僅得官兵千余人。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2-090105-00002-386。

19日，俞濟時致電蔣介石稱：

八八師孫師長行蹤迄今尚無確息。據其部屬傳言均不一。……至巧【注：18日】晚止收容八百余名，臆料到得千數。

——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2-090105-00002-385

1938年1月29日，韓德勤致電蔣介石，報告孫元良已找到：

八十八師孫師長元良已脫險抵泰縣。除飭沿途各縣長護送來淮陰外，謹電呈報。

——“國史館”檔案，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94-033

1938年3月2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嚴辦”孫元良：孫元良在第八十八師師長任內，聲名狼藉，在滬作戰期中，且有貪污案情。現雖無實據，但既有所報，不能不徹底查明。而且在師長任內，有克扣軍餉情事，該師軍紀至今仍甚惡劣，著即將孫元良交軍法執行總監部看管，非俟查明實情，不得恢復自由。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