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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鐘飛騰】

印尼首都雅加達的高樓大廈。圖源：鐘飛騰提供（下同）

談起東南亞，可能是中國人除了東亞（狹義上通常指東北亞）以外最熟悉的一個地方。除了自古代中國就十分發達的南洋貿易，近代中國人大規模移民南洋，形成了東南亞華人社會，這種文化上的天然紐帶，讓我們總覺得東南亞并不難以理解。近年來，大量中國企業出海尋求機會，地理臨近的東南亞自然成為首選區域之一。

今年年初，我進行了一次特殊的東南亞調研之旅，調研的主題是“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的進展，除了和當地的智庫、科研院所交流之外，也對當地中企的投資、建設和經營情況進行實地考察。一項發現是，中企在東南亞遇到的種種挑戰，其實不會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地區少，原因是隨著企業在當地經營的開展，開始遭遇以往發達國家企業在此地觸碰到的跨文化和國內政治挑戰。而我們過往累積的知識及其結構，在內外條件發生了急劇變化的新階段，不足以應對在實踐中產生的新挑戰。

東南亞對于我們來說，又重新變成了“門口的陌生人”。

這些年來，我斷斷續續去過許多東南亞國家，幾乎每一次都能發現巨大的變化，呈現充滿活力的面貌，尤其在越南和印尼這些起點較低、過去10年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國家。我們這次先后到訪了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有趣的是，這個次序同時也構成了三個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從低到高的梯隊：

印尼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馬來西亞大約是1.2萬美元，屬于中高等收入國家；

而新加坡是典型的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8萬美元。新加坡早已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在新加坡的街邊巷道散步，不太能感覺到經濟社會面貌的巨大落差，“花園城市”的美譽名不虛傳。

而馬來西亞盡管在上世紀末就已經位列“亞洲四小虎”，但其后十幾年一直未能向上突破，經常被作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

印尼作為東南亞人口第一大國，近年來經濟保持快速增長。我尤其關注印尼，不僅是因為印尼正處于日新月異的高速發展階段，而且也因為印尼集中體現了東南亞政治文化的精神內核。

一、超越雁行模式：東南亞的價值鏈攀升

近些年，東南亞受到非常多的關注。由于中美貿易摩擦以及疫情之后供應鏈“去風險化”訴求，東南亞成了很多國家進行產業轉移和競爭的目的地，備受各國的“寵愛”。對于中美來說，東南亞都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中轉站”，因此2018年以后中國大量產能在向東南亞轉移，中間品貿易即基于價值鏈的增加值貿易尤其發達，形成了更精細化的“三角貿易”模式。

在此之前，經常有人用經典的“雁行模式”來解釋亞洲各國之間的產業轉移和升級的現象。這個模型提出得很早，在幾十年內經歷了不斷的修正，具有比較普遍的解釋力。但是雁行模式不能完全解釋如今中國-東南亞之間的產能合作。為了理解這點，我們先回顧一下東南亞區域貿易模式的發展演變。

以東南亞區域間貿易為基礎提出的雁行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經過其學生小島清的總結和發展，形成了我們今天熟知的雁行模式，亦即以日本為領頭雁，通過產業梯度轉移來實現區域經濟發展：先是亞洲四小龍，然后是四小虎、中國等。這一模式之所以很有名氣，自然不只是因為經濟學家的貢獻。

實際上，很多老一輩的經濟學家都記得，1985年曾任日本外相的大來佐武郎在韓國首爾的一次演講中宣稱，日本建立了一種不同于美國的分工模式。恰好也是在日本政府大力宣揚這一模式的時候，美國施壓盟友，達成了著名的“廣場協議”，日元大幅升值壓力下日本企業被迫大規模“走出去”。對于亞洲經濟而言，這是個分水嶺式的變化，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對亞洲經濟的影響與此非常類似。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日本經濟成功埋下了其遭致失敗的種子，美國不會容忍日本主導這個區域的發展。作為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有足夠的能力改變經貿規則，最集中的表現就是WTO的建立。通過讓其他國家加入WTO，從而遵循美國主導制定的規則，美國事實上將日本排除在規則制訂權之外。

正是看到美國霸權的如日中天，日本經濟學家也不得不認識到，權力對于國際貿易依然重要。小澤輝智在2009年出版的《亞洲崛起》（The Rise of Asia）一書闡述了為什么亞洲經濟崛起是“美國主導的增長集群”的結果，承認雁行模式的領頭雁不是日本，而是作為最終消費市場的美國。

小澤輝智改造后的東亞經濟體之間的動態雁型模式

美國地位的一項體現是其強大的IT產業，正是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大大降低了溝通協調的成本，分工鏈條得以進一步細化和加強，亞洲的貿易模式開始發生革命性的變化，推動全新貿易樣態的到來。最突出的表現是中間品貿易而非成品貿易成為主流，國家間海關流轉的大量貿易都是零部件貿易。零部件貿易實際上更有利于中小國家參與產業鏈，因為在一個工業體系不完整的國家，很難在本國完成一個產品的所有生產環節。隨著行業內貿易的發展，東南亞國家也開始大量進口原材料、出口制造業產品，機械、ICT和電氣產品出口成為價值鏈貿易的核心產業部門。

中國對東南亞的貿易和投資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后飛速發展，其模式也呈現出新舊要素的綜合。雁行模式下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是貿易促進型投資，即以中低端產業為主，當地提供原材料等進行粗加工后運回日本，制造更高級的產品出口美國，所以日本的出口幾乎不受影響。與之相對，美國的投資是貿易替代型，美國企業通常傾向于在當地投資、當地銷售，從而替代當地原有對美國進口的需求。

中國模式可能是綜合了美國+日本的部分要素：從延續的角度來說，中國對東南亞的產業轉移有部分符合雁行模式的地方，并進一步發展了基于貿易增加值的生產分工網絡。從不同的方面來說，日本投資地理分布廣泛而傾向于中低端產業，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直接投資高度集中在新加坡（超過一半）且傾向于IT和金融產業。而中國目前在東南亞的投資和經貿合作是全方位的，不僅有基礎設施、農業、水資源，還有包括工業園區等特色內容在內的各種發展水平的產業合作。

用一個簡易的比喻，中國提供的合作方案是“菜單式”的，不同國家可以根據自身的發展水平和發展需求來選擇。其產生的效果也混合了貿易促進和替代，這使得東南亞國家的出口方向更為廣泛。以越南為例，越南在四五年內躍升為美國第七大出口國，但其向中國的出口也在飛速增長。這種兩頭出口的現象，體現了東南亞作為世界貿易“中轉站”的新地位。

特別需要指出的一點是，中國對東南亞的產業轉移出現了以前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時很少具備的新因素，那就是能力合作。西方投資理論認為，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海外投資和本地化經營可以幫助當地發展工業能力。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卻很難獲得這些工廠的技術訣竅以及經營管理能力，因而在美國主導跨國公司的時代，這些跨國公司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也不少，我們時常聽到的“征用”等跨國經營風險就源于發展中國家試圖獲取這些資產。

“一帶一路”倡議是以大規模的能力合作推動中低收入國家發展的最新實踐。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也沒有幾年時間，擁有大規模工業化的新鮮經驗，以及大批年富力強的產業工人和經營管理人才，而不像歐美那樣已經只能在博物館展品和圖書館書籍中尋找工業化的記憶。

在帶動沿線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不僅轉讓相關技術，而且一起協商制定技術標準。例如，在中老鐵路的建設過程中，我們幫老撾培訓了很多技術工人，使他們能夠自我運營。中老鐵路也沒有完全參照中國高鐵的運行模式，而是考慮到了當地地理因素和經濟效益，最終設計的最高時速不超過160公里。出于這些原因，東南亞評價中國在本地區的經濟存在時，態度往往是非常正面積極的。

2024年首趟北京至老撾旅游專列發車（圖片來源：ICphoto)

目前解釋國際貿易和投資的主流理論都來自于日美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尚未出現一個耳熟能詳的理論來解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模式。從國際學術界來看，大規模研究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基本上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事情，到現在滿打滿算也不過15年，基本上還在學術圈打轉，相關論點影響政策圈和商業圈還需時日。

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東南亞是一個理解中國投資模式的極佳樣本，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區域比東南亞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更為緊密，中國和東盟互為對方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且中國已經成為東盟的第三大投資來源國。盡管與美日相比，還有一定差距，但是中國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進行對外投資的，無論是在經濟發展水平、技術先進性還是地緣政治博弈等，都與美國主導的時代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說雁行模式已經不足以描述中國本輪產能合作的方式和影響，我們應該如何定位中國在亞洲生產網絡中的位置？中國有沒有可能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建構一個更加可持續的外循環？在這個特殊的實踐背景下，理論承擔著理解現實、研判未來道路的重要任務。

從更長的歷史階段講，中國的經濟力量重新進入東南亞是一個令人矚目的大事件。新加坡的王賡武教授曾有過一個說法，自明朝鄭和下西洋之后，中國人在該地區的力量就被西方殖民勢力替代了。我在和印尼的一家智庫負責人交流時，對方提出了一個看法——“當前是日本，未來是中國”。東南亞也許熟悉歷史上的中國，但對今天復興的中國經濟了解的還不夠多。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尤其需要重視中國經濟進入東南亞后的本地化建設。

二、跨文化交流的挑戰

我在一開始就強調，東南亞對我們來說是個“熟悉的陌生人”。這種陌生感是在不同時代的相對背景下產生的。中國并不缺乏好的東南亞研究。例如，就我的研究領域來說，北京大學王正毅教授在上個世紀90年代出版的《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一書曾經給我很大啟示，他以沃勒斯坦世界體系論為基礎，探討東南亞的發展能不能脫離資本主義世界，他得出的研究結論是脫鉤不行，這個結論在今天依然成立。

另外，在國際關系領域，有很多研究討論國際體系因素對中小國家的影響，這些研究對理解東南亞國家的行為和決策是有幫助的。例如，我在東南亞走訪時聽到過比較多的一個說法是，不能得罪美國，因為美國仍是國際體系的“老大”。

但是，在我們走訪了多個“一帶一路”項目之后，發現我們出現了知識上的新空白。它產生于中國在東南亞角色的變化。一是在傳統的政治外交關系之外發展出來的深度經濟聯系，二是經濟聯系的模式從所謂外貿轉向投資。在單純的外貿模式中，終端銷售是通過國內代理完成的，買和賣是兩個環節，不需要過多了解貿易伙伴國的國內情況，投資模式則會遇到項目在當地落地過程中遇到的種種法律、社會、文化問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本地化”問題。

這使得我們對東南亞的知識需求從原來的整體性的、學理性的宏觀理解，轉向更偏向區域國別的，更注重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內情的研究。也就是說，如果說以往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主要解決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在國家層面建立正常關系的任務，那么接下來的挑戰是發展一些新的學科，如區域國別學，去了解東道國的國內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以便夯實和提升我們企業在當地經營的能力，這是極為重要的一件事。

在中國對東南亞的項目投資上，跨文化交流是尤其突出的挑戰。最直觀的一點反映在勞動力管理上，因為東南亞勞動力的價格優勢和一些國家的本地化法律條款，在當地建廠的中企會雇傭大量當地的勞動力。東南亞社會文化的多元性超乎想象，這些多元性會滲透到企業管理的方方面面。

例如，馬來西亞和印尼都是穆斯林國家，因此在管理中需要考慮宗教信仰因素。另外，東南亞人的勞動觀念和中國人不一樣，并不是所有社會都以發展為第一要務。在東南亞，經濟主義的思維并不占據主導地位，把經濟作為最重要的價值目標，守時、加班、連續穩定工作，對于當地人來說未必是天經地義的工作倫理。我們不能把東亞儒家文明圈或者是其他發達工業社會中形成的勞動紀律觀念照搬到這里。

馬來西亞穆斯林在清真寺里吃開齋飯（圖片來源：ICphoto)

中企要在東南亞扎根不是一件易事。我這次調研還走訪了日韓企業在當地的情況，日韓企業在東南亞的投資比中國提前了一到兩代人，它們下沉的程度比中國企業要深得多。在雅加達這種大城市，我們可以看到華為這些大企業的廣告，但到了萬隆、日惹等二三線城市，就難尋中國品牌的蹤跡了。這些日韓企業在東南亞經營已久，甚至已經出現了二代、三代為這些企業工作的本地人。

這也啟示我們，作為后來者，中企在當地很難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靠長時間的跨文化交流來積累互相之間的信任。當然，企業布點不同的城市，也和行業以及企業的市場策略有關。東南亞普遍存在“都市主義”特征，即大城市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吸納了來自全國的年輕人口，消費很發達，它的中高端消費領域幾乎和其他國際大都市沒有什么區別，中企在初期更容易進入這些市場。但是，二三線城市的本地化色彩更重，要進入這些市場，所耗費的時間和信息成本是巨大的。

這次我專門到訪了在馬來西亞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辦事處，他們搜集了很多東南亞的國別信息，從中可以看到日本在東南亞的經營是很扎實的。JETRO在亞洲有27個辦事處，比在歐洲和北美的辦事處加起來還要多。日本對當地市場的調研信息掌握得極其細致，包括不同城市、不同管理層級的工資水平，還有企業在不同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

以JETRO發布的2023年度東盟七國調查信息為例，在日企看來，東南亞各國的本地優勢差異較大，新加坡主要是政治社會穩定，印尼和越南是市場規模和發展潛力，泰國主要是外籍人士的優良生活環境。從風險來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主要是勞動力成本，越南和菲律賓是行政成本高。對于東南亞勞動力成本，JETRO也細化到了不同崗位的調查。

在東南亞各國的制造業內，管理人員和工廠操作工的工資差異較大，不同國家的差異程度也不同。例如，新加坡的管理人員每個月可以拿到約3萬人民幣，但在印尼只有7000元，馬來西亞大約是1.1萬元。如果只是工廠的操作工人，那么新加坡的薪水接近1.4萬元，但越南不到2100元，印尼不到2800元，馬來西亞不到3500元。大體上看，除新加坡以外，東南亞在制造業領域依然擁有顯著的低工資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