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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移民成因

在斯坦佛大學開展的伊朗研究中，就1980年至2020年伊朗移民的驅動因素進行了統計調查，在1980年-1990年間，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的社會動蕩、兩伊戰爭的爆發和經濟的巨大衰退是重要因素，隨后伊朗國內政治不穩定、美國對伊朗進行的長期封鎖以及其導致的發展萎靡都成為了驅使伊朗移民的原因。

伊朗移民驅動因素統計。來源：Azadi P, Mirramezani M, Mesgaran M B. Migration and brain drain from Iran[J]. Stanford Iran, 2020, 2040: 1-30.

在2010年-2020年伊朗的經濟發展雖然偶有增長，但總體呈現停滯狀態，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未來仍無改善可能的經濟前景，同時經濟停滯誘發的社會不穩定也不斷呼應著伊朗國內政治上的分歧，2009年總統選舉導致的抗議活動、2018年前后的持續抗議、2019年汽油價格提升引發的抗議活動甚至近來2022年以來的抗議都使整個伊朗社會變得更加撕裂。

伊朗1987至2027通貨膨脹率統計及預估。來源：Statista 2022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因素僅僅幫助創造了移民的愿望，在實際執行移民的過程中，是否具備有充足的支付移民的資源、國家對于移民政策的限制和管理、到移民對象國的交通工具狀況都是重要的干預因素，因此經濟問題盡管是伊朗移民遷出的重要推動力，但最具備有經濟移民動機的伊朗底層人口反而在移民中占有相對較小的比例，伊朗國內具備移民愿望的中產階級和富人因為具備有相關能力調動資源，因此反而能夠遷出并在移民人口中占據多數。

從另一個有趣的角度來看，Farang這個詞在伊朗國內并不作為一個常用詞匯，大多數伊朗人使用Kharej（????）一詞稱呼伊朗以外的國家，該詞在波斯語中意為外面或者國外，盡管該詞的直譯中并不涵蓋理想化的美化外國的含義，但在許多使用的語境中，Kharej指代了生活質量相較伊朗明顯改善的地區，通常為西方，去Kharej就代表著接近“高等教育、進步、成功”等多種期望，從這個意義上看，Kharej是理想化的地方，同在伊朗的實際生活相比，那里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更加健康與正確。

伊朗1999年至2021年失業率統計。來源：Statista 2022

伊朗作為上文中Kharej的對應者，自然同部分負面屬性相關聯起來，對許多希望移民的伊朗人來說，伊朗的國內局勢和匱乏的工作機會是驅使其離開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還包括但不限于：“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伊朗人均收入低”“與發達經濟體相比整體教育水平差”“城市化和個人主義的興起與需求”“對世俗主義的需求”，其中更為直接的驅動因素例如：“經濟停滯、失業問題長期存在、經濟前景黯淡、政府機構腐朽、地方性腐敗和犯罪問題、大城市環境污染尤其是空氣污染嚴重”。

伊朗移民的驅動因素中一方面包含對本國局勢的負面看法，另一方面就是對生活在Kharej的浪漫化的烏托邦式的向往，在2016年一項社會調查中，影響伊朗衛生行業工作者移民最重要的因素是“為更好的生活而作的努力”，由于Kharej并不特指某一個具體的國家，而是一個“有美好未來的其他地方”，因此這使希望移民的伊朗人渴望到除這里以外的任何地方，對Kharej的模糊化使其更容易在想象中產生一個理想的移民生活體驗。

 圖片來源：BBC

總的來看，在伊朗社會當前的話語體系中，西方被賦予了一系列當前時代被認為“褒義”詞匯的價值觀，例如人道主義、理性主義、實證主義、世俗主義、個人主義等，這些都受到了伊朗年青一代的尊重和追捧，在這種語境下，西方不能再被看作是一種地理上的概念，不僅代表了更富裕更發達的地區，當然更核心的是作為一個文化以及意識形態上的代表。

伊朗社會學家Shahram Khosravi就在研究中指出，一種區別于社會的階級制度的國家階級制度出現了，即伊朗在世界體系中是低于西方國家的“階層”，伊朗是從屬于西方國家美好和理想化形象的反面案例，而這種情況在青年一代中普遍存在，可以這樣說：“與正確管理一切的Kharej相比，伊朗的一切都執行的非常糟糕。”

這種比較在伊朗相對下行的經濟情況中更加活躍，而這進一步美化了對西方的想象和對本國的貶低厭惡，后者是公眾選擇離開伊朗移民外國的驅動因素，前者則是使伊朗人選擇西方作為移民對象地區的拉動因素。

伊朗移民的期望與實際

在Sabbar教授的論文研究中，其將受調查的伊朗人分成了兩大組，一組為表現出移民德國傾向的伊朗人，另一組為已經移民德國的伊朗人，之所以選擇德國作為Kharej的示例，是因為德國是歐洲第二大伊朗移民對象國，僅次于英國，并且在普遍性的社會調查中，德國是伊朗移民者傾向性非常高的目標。

在調查中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清單，讓被研究者就移民后生活中可能出現的積極和消極體驗進行了勾選，其中可能的正面體驗包括財務狀況得到改善，社會地位得到提高、更充分的社會自由等，可能的負面體驗包括：語言溝通可能存在問題、當地的官僚問題、對家鄉的思念等，通過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研究者希望反映伊朗移民對于移民后的生活體驗是否存在高估或者低估的情況。

來源：Gl?ckner, K., & Sabbar, S. (2022). Migration to Kharej: Dreamed Expectations of Iranian Migrants vs. Experienced Actualities of Living Abroad. World Sociopolitical Studies

在上方所示表格中，在積極體驗里右側數值接近0.14意味著高強度關聯，即存在有嚴重的高估情況，0.06則意味著中等強度關聯，即存在有一定的高估情況，根據統計，移民到德國的伊朗人往往嚴重的高估了他們社會地位的提高，并對建立更多的朋友關系過分樂觀，在保持財務穩定性和獲取德國護照上其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在消極體驗中，具有移民德國傾向的小組中有30%的伊朗人預計在學習德語可能存在困難，而已經移民德國的小組中54%的伊朗人確認了這種困難，因此數值表現為0.06的中度關聯，即伊朗移民對語言學習存在一定程度的過分樂觀。

在其他潛在體驗上，報告顯示伊朗移民在德國居住時表現出了更為嚴重的孤獨感，同時其低估了當地存在的官僚主義情況，總的來看伊朗移民者對于前往德國的生活存在有普遍的錯誤認知，對西方的生活過分高估，因此在實際移民后其伴隨有相當程度的幻滅和失望，伊朗社會中存在的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很容易為后來者進行的移民決策產生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