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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香港電影，你會想到什么？周星馳？周潤發？梁朝偉？這些認知已經多少跟不上香港本地影壇的轉型速度了。這幾年，從“反國民教育科”到“占領中環”（“雨傘革命”）再到“旺角暴亂”，當我們還在文字層面分析、記錄時，反對陣營已經開始通過影像，重新演繹這段歷史了。

星島新聞集團旗下出版的頗受歡迎的娛樂雜志《東Touch》，為描寫“占領中環”的《亂世備忘》導演陳梓桓、《未竟之路》導演林子穎、黃頌朗做專訪，編輯在引言中抱怨：“難怪愈來愈少香港主流電影，會真正探討本土問題”。

這句近乎結論性的評價，帶出三個重要問題：首先，香港主流電影是否已經肩負起討論本土問題的責任？其次，本地文化市場該如何回應逐漸冒起的“本土意識”？第三，現在輿論談論的香港“本土問題”，與“港獨”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筆者近日買票觀看這部曾在“香港獨立電影節2016”放映的紀錄片《亂世備忘》，在觀影和聽取觀眾與導演互動后，很有感觸，也想和關心香港的朋友討論。（“香港獨立電影節2016”推出“香港雨傘運動特輯”，其中包括4部電影，除了這部，其余3部是《九月二十八日?晴》、《未竟之路》及《撐傘》，還沒看過，先不在本文討論。）

在“港獨”生意經下，香港本土派距離自己的初衷也越來越遠

在討論環節，有一位觀眾問導演陳梓桓，美國總統參選人特朗普（Trump）言行出位，與他所代表的共和黨不同，如果共和黨將特朗普驅逐出黨，不讓他參選，這種做法是否符合“真普選”的定義？政治系畢業的陳梓恒竟然語塞，支支吾吾地說，“政治的事情，不懂回答”，然后再重申，“真普選”是指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無不合理限制云云。這也引發我們思考，抗爭者對于他們爭取的東西，是否有足夠的認識，換句話說，抗爭者除了抗爭之外，他們的立場是否堅定？而守住所謂底線之余，又是否清楚自己的談判空間有多大？

正如紀錄片里經常出現這種場景，當一群人沖擊警察時，片中的主角之一阿耀顯得無比猶豫，另一個主角阿峰，雖然總是跟著人群沖在最前面，又無數次表示運動結束后，將自首以示捍衛法治的決心，但實際上他從未自首。阿耀也說，因為睡馬路而自首，“好唔抵”（太不值了）。有一次，阿耀因為行動而膝蓋、手臂等地方擦傷，流了點血，他立刻捂著傷口痛苦地埋怨，“為什么這樣倒霉的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該死的路障！”

另一主角港大法律系學生Rachel一直稱自己要“捍衛我城”，捍衛我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不要被“中國政權”蠶食，要反對中國政府的“傀儡”－－香港特區政府?？僧斘铱粗治铡靶前涂恕?，坐在草地上侃侃而談的時候，真的懷疑精英階級的她如何代表群眾？而她要的東西和群眾要的東西，方向是否一致？內容是否相同？

我的懷疑在以下這幕中得到了證實：在金鐘占領區廣場的某個晚上，Rachel和另一個男占領者坐在一起聊天，這個21歲的青年幫占領者搭帳篷，是個中學都沒有畢業的雜工。Rachel問他，還想繼續讀書嗎？男的說，想啊，但是沒錢。就在這個時候，Rachel突然興奮地大叫，“看，那個人是中大人類學的教授，好出名的外國人！”還說要去找那人簽名，青年問Rachel，什么是人類學？Rachel如數家珍般滔滔不絕，說人類學是白種人研究非白種人以外的殖民地種族和群族的學科云云，青年顯然聽不懂，愣了半天，回答，“哦，人類。”觀眾都笑了。

這個對話不是很具有代表性嗎？既然號召不同年齡、身份的群眾加入“占中”運動，那么運動如何回應參加者的不同訴求？再問直接一點，他們是否真的了解參與者肯站出來的“初衷”？這種參與者間無法對話的現象，是普遍存在于運動中的，比如金鐘的占領者和旺角的占領者爭吵，他們為何而吵？盡管攝影機拍下一幕幕“集體生活”的港人和諧社區之景象，卻無法掩蓋運動空洞的群眾意義——利用群眾的情緒，卻無法回應群眾最迫切的訴求。

也正是因為“占中”沒有處理支持者的“內部矛盾”和“路線之爭”，以為只要將運動統籌在對中央不滿、對特區不滿的大情緒之下，就能得到無窮無盡的群眾資源，所以才會逐漸消耗掉群眾的支持。香港人怎么會察覺不到？他們單純，但是不傻。所以“占中”清場后，遺留下大量的問題，包括學聯解體、各種名目的“傘后團體”（公民團體）冒起、“購物”團旺角夜夜暴走、“勇武抗爭”大行其道，離棄“學運”的群眾開始厭倦政黨、轉投“本土主義”的懷抱，抓住標榜”香港人”身份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他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客們知道，但群眾未必知道。

反對什么，為什么反對，香港本土派恐怕自己都沒有搞清楚

與此同時，去年起一部接一部“回憶”、“記錄”“占中”運動的影片、紀錄片陸續推出，這是反對派“大中華膠”（常見于網絡上的政治討論術語，指持錯誤左翼思想且行為幼稚的人，一般用于泛民主派的“大中華派”、“民主回歸派”的中間派等人士或組織，是一個貶稱）在慰藉失落的支持者——占領者普遍認為運動失敗，他們或倦怠或回到耿耿于懷的觀戰狀態，或投奔“本土派”。

“大中華膠”的宣傳機器正在進行一個“重塑歷史”的工作，《幾乎是，革命》、《亂世備忘》、《未竟之路》均為標榜自己“大中華膠”人士之作品，這些人與“本土派”主張的“香港建國”屬于反對陣營的不同派系。他們的電影，某程度上淡化了支持者對行動未能爭取到任何讓步空間的負面印象，強化了運動中守望相助、共同抗爭、吃喝同住的“社區精神”，有趣的是，這種“社區精神”又有意無意地呼應了“本土主義”對“本土身份”、“本土文化”的強調。

上述分析實際上回應了文章最初提出的三個問題，“港獨意識”以“本土”為包裝，進入了電影市場，未來必將擴展到文化創意產業的其他范疇。可以清楚地看到，“港獨”作為一個賣點，已經大搖大擺地進入文化市場，本土意識形態創造出的“獨立”訴求，已與文化創意產業相結合，而一旦“港獨”的商業價值被激發或者被挖掘出，將很難被控制。

實際上，從2015年5月紀念“占領中環”半周年的紀錄片《幾乎是，革命》開始，本地文化產業已經屢屢利用“港獨”創造商業價值，并賺取利潤了，而且投入少產出高，投入產出比讓多少商業片望塵莫及！

我們也有理由推測，投資人正是看到“港獨”帶來的商機，才倉促投資這部《亂世備忘》，因為論技巧、論內容、論各種與電影本身相關的元素，這部戲都不夠水準。換言之，《亂世備忘》得以上映，還是在于它的話題性，只是，若“話題性”成為衡量一部電影的主要標準時，絕非香港電影界之福。

為了販售電影票，獨立藝團如《亂世備忘》的發行商“影意志”，也開發了自己的網絡售票系統，允許觀眾網上購買戲票，價格甚至貴過戲院，并聯系小型戲院或者學校講堂放映，配合與導演對談等形式，讓觀眾充分了解拍攝的意圖和主辦方想傳遞的訊息，有關做法常見，值得建制陣營借鑒。

商業考慮之外，在政治操作層面，“本土”通過電影等大眾傳播渠道，順利進入大眾視野，“港獨”意識也在大眾心中種下種子，可以說，誰掌握了這些渠道，就等于掌握了定義“本土”的權力。遺憾的是，我們的香港建制派大部分人士無法扮演自己，無法堅定信念，如何帶著群眾打勝仗？

對了，《亂世備忘》中的主角之一Egg，已經從教育學院畢業，成為一名小學老師。觀影現場，筆者見到不少教育界人士，這些人將如何影響香港這一代和下一代，不用我多說了吧！

信念需要傳承，別人就是在做傳承的工作，因此當我們還在問到底“港獨”意識怎么來的？看到這些景象，應該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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