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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微信公眾號“經略網刊”（微信ID：jingluewangkan），觀察者網獲授權轉載。】

近日來，“霧霾”一詞又雙叒叕上了各大媒體頭版頭條，晨起進入“仙境”的迷茫又雙叒叕成為公眾茶余飯后的談資，就像這樣：

因而也陸續出現了中國十大最“污”城市排名、復旦大學144小時霧霾肺部實驗、霧霾中的生存攻略等等討論。而成都的不少中產人群則將矛頭指向了距離成都三十多公里的彭州石化基地。這個巨型項目投資三百多億元，現在卻被許多人指斥為“禍國殃民”。

大規模、長時間的霧霾，畢竟是社會進入工業化階段之后才有的現象（例如作為工業革命先驅的英國“霧都”稱謂的由來），因此人們一般的印象都是工業污染導致霧霾。隨著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壯大，以環保反工業的“鄰避效應”，也就日益壯大。近年來一些重大項目（例如PX項目、鉬銅項目、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排海工程等）都因為公眾輿論的反對導致落實不了。以PX項目為例，PX是對二甲苯的英文縮寫，是一種重要的基礎化工原料。而我國是化纖大國，合成纖維生產需要大量PX，因此PX對我國化工事業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有關資料顯示，2012年，中國對PX的實際需求量為1385萬噸，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PX消費國，占全球消費量的32%，但是由于公眾強烈反對和集體抗議PX項目建設，項目建設被迫放緩，產能已無法滿足我國需求：中國PX總產能僅為880萬噸，自給率只有63%。其實PX并非傳言所描述的那般可怕，在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都有成熟的經驗和先例，PX項目工廠和居民區相距不遠也能相安無事。但科技專家和地方政府再怎么“科普”，也往往無濟于事。愈演愈烈的“鄰避效應”使得許多工業項目無法落地。

然而，近日成都發布了南開大學2015年關于PM 2.5來源的分析，數據顯示成都市霧霾的產生可能并不是以工業為主因：

從這一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對霧霾成因貢獻最大的是機動車，占27.3%，其次是燃煤，占25.1%，而工業生產只占6%，竟然低于居民生活，因此工業可以說“這個鍋我們不背”。或許，事實的真相是：既愛講環保，又愛開車的城市中產階級，可能是對城市環境污染“貢獻”最為顯著的群體之一。

中產階級指的是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地位處于現階段社會中間水平的群體，他們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經得到基本滿足且中等層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較好滿足，但不到追求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需求”的階級。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尚處于吃不飽、穿不暖的階段，中產階級的群體還很小，一般公眾最想獲得的利益就是提高經濟收入，視野鎖定在短期顯而易見的經濟利益上，自然也不會關注環境問題，因此有工業項目由于可以迅速帶來巨大經濟利益，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不僅建設高污染、高能耗的項目非常順利，就連個體的“十五小”企業也不會有公眾反對。

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后，中產階級開始追求生活質量，因此逐步有了關注環境質量的意識，開始要求環境利益，有關資料顯示，自1996年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保持年均29%的增速，中國社會進入“環境敏感期”。但是，正如霍布斯所說，所有的人都天生具有一個高倍放大鏡，卻缺乏望遠鏡。人們很容易看到工業帶來的環境污染給自己帶來的痛苦，但不容易看到工業繁榮所帶來的社會發展為改善環境提供的條件——比如說，大氣污染嚴重的許多東部城市恰是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最高的地區，原因就在于這里的經濟基礎供得起較高的生活條件和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而大量沒有工業污染的西部地區，人均預期壽命恰恰要更短。人們也不容易心甘情愿地承認自己其實也是環境污染的制造者，因而當政府試圖分攤環境治理成本的時候，往往予以抵制。而這就產生了幾個常見的現象：

1.當城市管理當局限制機動車出行，城市中產階級是反對聲浪最高的群體，仿佛他們與城市的環境污染沒有任何關系。而在城市中產階級輿論中，工業就很容易成為一只“替罪羊”，承擔所有的污染責任。

2.當一些有環境污染可能性的項目試圖在城市周邊落地時，往往遭到城市中產階級的強烈抵制。于是地方政府往往只好將這些項目遷移到環保意識和組織能力都較弱的其他地區。但是，由于環保意識和組織能力都較低，這些地區承受污染，卻無法獲得治理環境污染的轉移支付。一邊是城市愈演愈烈的“鄰避效應”，另一邊是遠離城市地區“癌癥村”的出現。但只有“放大鏡”而沒有“望遠鏡”的城市中產不會覺得自己對“癌癥村”有何責任，讀到那些令人揪心的故事，只會讓他們進一步抵制身邊的工業。

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上馬不少污染項目，是保就業和民生的需要，也是探索產業升級之途的需要，碰到“鄰避效應”就退縮，不是正確的施政之道。但試圖通過道德教育，將中產階級的“放大鏡”換成“望遠鏡”，也并不現實。需要做的，或許是抑強扶弱，建立一個在全社會公平分攤治理環境污染成本的機制：

1.在城市的管理中，既然現在已經有條件監測PM 2.5和許多其他污染的來源，那么也就可以相對準確地界定治理環境污染成本的責任。當城市中產階級環保意識強烈時，優先發展公共交通，并要求私家車的擁有者為環境污染承擔成本，就具有高度的合理性。

2.需要建立一個財政機制，讓從污染工業中獲益的公眾為少數承擔環境污染的人群和地區提供補償。城市中產階級“鄰避運動”的結果，往往是相應的項目轉移到環保意識和組織能力都比較弱的偏遠地區。這些項目往往能為本地帶來比較高的稅收，從而帶來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改善，但同時也會對一部分人群造成較為直接的污染損害，華北地區之所以出現一些“癌癥村”，就與此有關。在此，財政上需要有相應的機制，讓直接承受污染結果的地區和人群獲得相應的補償，同時加強環保基礎設施的建設。

而要做到以上兩點，首先就需要克服媒體的“公知病”。中國的媒體的議題設置受到城市中產階級影響極大，這對政治體系的代表性已經是一個消極因素，而不少媒體“公知”又是以歐美建制化的中產階級文化來想象中國的中產階級，以“后工業社會”的意識來要求中國城市的發展走向，否定中國經濟和工業化發展的成果。建構一個與中國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全社會承擔環境保護成本的機制，需要有一個比較健康的輿論場，讓公眾意識到中國的發展高度不平衡，不同階層對于經濟發展和環保的需求是不同的，中產的訴求并不能代表全體，因此不同的社會人群需要協商和讓步，承擔起屬于自己的一份責任。

我們無法期待一個社會群體主動將自己的“放大鏡”換成“望遠鏡”，但居于領導地位的政府可以看得更遠一些，并引導別人這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