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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余鵬鯤】

近期，《中國青年報》科創版刊登了一篇名為《誰來喚醒“沉睡”的科技成果》的報道，邀請了五位資深科研工作者為高校成果轉化難把脈獻策。

其中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研究員司徒國海為一組數據感到既喜悅又憂慮。“喜的是，過去5年我國發明專利產業化率整體呈穩步上升態勢，2022年增至36.7%，創5年新高；憂的是，其中的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48.1%，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9%，科研單位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13.3%”。司徒國海認為3.9%這一數字太低了，通過調研，他找到了三個方面的原因：

1.目前高校和院所的成果與企業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存在大量“沉睡”專利；

2.從1到10這個“中間階段”鏈條不完備，缺乏實施專利產業化的高端專業人才、資金、設備和場地；

3.高校和科研單位專利產業化率較低的原因，不是專利的技術含量不夠，也并非專利技術前景不樂觀，而是成果和市場之間的“橋梁”不夠堅固，轉化環節和鏈條還不夠完備。

參加訪談的專家們對高校成果轉化不足的現狀憂心忡忡，普遍認為現在最缺的就是既懂科研又懂市場的“經紀人”和“橋梁”。問題真的是這樣么？培養一群技術中介，就能實現高校成果轉化的老大難問題？

資料圖

“沉睡”的成果并不多

通過報道，給人的感覺是高校里好的成果非常多，只是缺乏轉化而已。好像有無數個“沉睡”的白雪公主，等待著市場這個白馬王子去“治療”和“喚醒”。

對此，著名科學家、西湖大學校長施一公在2014年末的看法卻完全相反，他說：“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后者”。

一言以蔽之，“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而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為了證明這一點，施一公還列舉了包括自身在內的三個例子。他說“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結果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家公司就像那些緝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此外，美國科學家Joseph Goldstein是諾貝爾獎得主，并不妨礙他成為包括輝瑞在內的多家著名生物制藥大企業股東。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時，九位醫學生的研究改變了美國制藥史的例子，說明技術的轉化是水到渠成的。

施一公關于科技成果轉化的論斷已經過去8年了，但至今仍有很強的借鑒性和現實意義。一項科技成果能否產業化，與能否通過科技成果鑒定，通過哪一級的科技成果鑒定息息相關。

根據相關文獻，早在2007年，通過省級及以上鑒定的科技成果，產業化率就有將近10%。盡管參與鑒定的專家仍以高校和科研單位為主，但加入可行性和產業需求的角度進行考察后，還是能篩選出更適合產業化的技術。

事實上，目前科技成果轉化配套的政策已經較為完善了。

例如去年的冬奧會上，能夠在極寒天氣下快速啟動且續航較長的新能源汽車讓各國來賓都嘖嘖稱奇。電動汽車能夠做到這一步，離不開孫逢春院士團隊的成果。“十三五”以來，他們研發的-40℃~60℃全氣候新能源汽車核心部件，已經實現直接產值超過5億元。

2022年9月，教育部舉行第十五場“教育這十年”“1+1”系列發布會，會上提到：“十年來，高校專利轉讓及許可合同數量突破6.5萬項，專利轉化金額從8.2億元增長到88.9億元，增幅接近十倍”。十年增長十倍的背后，是不少像孫院士團隊這樣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轉化。

那么是不是只有少數團隊和少數大學的科技成果得到了轉化呢？數據不支持這種看法。2022年6月，《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21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在京發布。

報告中給出了2020年度3000多所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合同金額，其中第1名清華大學的金額為32.15億元遙遙領先，但第100名華中農業大學也有1.74億元。轉化科技成果超過1億元的高校院所數量有261家，第1和第261的差距都達不到兩個數量級，說明高校成果轉化是很普惠的，確實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態勢。

科技成果轉化前1-5與96-100名合同金額

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不能轉化的成果，其市場前景是值得懷疑的。如果高校的科技成果真的是“沉睡”這么簡單，科技含量真的這么樂觀，那么高校的校辦工廠和企業的利潤率一定不會低。然而“疫情三年”中這些企業的壓力都非常大，2021年校辦企業的標桿——清華紫光還申請了破產重整。

因此，與其說高校成果轉化的還不夠，不如說高校還沒有足夠多可以轉化的高科技成果。

客觀看待3.9%與48.1%

盡管高校科技成果產業化現狀難以令人滿意，但絕不能簡單地把3.9%和48.1%進行對比，得出高校產業化科研效益不到企業1/10的結論。經過調查，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研究員司徒國海引用的這一數據，來源于國家知識產權局的《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

數據的調查方法和調查對象，一定會影響數據的真實性和代表性。《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中明確，相關數據是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取得的。針對專利權人，共下發企業問卷16188份，高校問卷只有920份。此外，回收到的有效問卷比例，高校和科研單位明顯低于企業。這表明問卷發放方對調查中不同主體的掌握情況并不一致，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誤差。

報告中專利權人問卷發放與回收情況

此外，企業會傾向于夸大自己專利的應用情況，而編制內的高校教師則呈現出兩級分化的傾向。成果轉化較好的會進一步夸大自己的產業化水平，而成果轉化較為一般的則傾向于說自己沒有這方面的布局。高校教師的這種心態，將對問卷調查的結果產生明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