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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3日，習近平主席對伊朗的國事訪問，這是中國國家主席時隔14年再次訪伊。在習近平訪問期間，中國與伊朗簽署了包括能源、產能、金融、電訊等領域的17項協議，并承諾有意將雙邊年度貿易額從目前約500億美元提高至未來10年6000億美元的新高度。

作為中東國家中特殊的一員，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誕生于伊朗伊斯蘭革命中。這場發生于1979年的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的統治，終止了巴列維王朝后期效仿西方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現代伊斯蘭政體，改變了伊朗發展的方向和道路。這種存在于“教義”與“民意”兩極之間的政體，要怎樣尋求平衡？“教義”與“民意”沖突時，是“教義”高于“民意”，還是“民意”高于“教義”？

對于這一政治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房寧教授主編的新著《民主與發展——亞洲工業化時代的民主政治研究》一書中，做出了詳盡的分析。

著者認為一個政體如果不能調節兩種價值，適應兩方面的需要，便一定會遇到嚴重的危機。透過伊朗伊斯蘭政體，可以從更深的層面看到：政體必須將“教義”與“民意”結合起來，即把社會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與人民的個別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結合起來。

本文選自《民主與發展——亞洲工業化時代的民主政治研究》，專題《伊朗：“教義”與“民意”間的伊斯蘭政體》第四章《獨特的伊斯蘭政體》（本專題作者：中東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研究所所長，吳冰冰），社會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房寧 等著。著作方授權觀察者網發布。】

“伊斯蘭革命”結束了“白色革命”，它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獨特的現代伊斯蘭政體。從政治以及政治學的角度看，伊朗的現代伊斯蘭政體是“伊斯蘭革命”產生的最重要的，最具歷史意義的成果。

革命，掃蕩舊制度，打碎舊的社會結構，給替代的新制度以極大的歷史空間與自由。伊朗伊斯蘭政體就是享有這樣的歷史自由的為數不多的幸運者。

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后，霍梅尼喊出了一個令世界印象深刻的政治口號“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無論如何，伊朗至少在建立全新的政治體制上做到這一點，現代伊朗政體既不同于東方源于蘇聯體制的社會主義政體，也不同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政體。有意思的是，伊朗伊斯蘭政體既有東方社會主義的某些制度規則，也有西方資本主義政體中的制度形式，但卻絕不能說，伊朗伊斯蘭政體是東西方政治制度的混合物。現代伊斯蘭政體絕對是完整的、獨特的，是一種新型的政治體制。

伊朗總統魯哈尼

一、生于“教義”與“民意”的兩極政體

1979年3月30日及31日，剛剛通過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伊朗舉行全民公決，就成立新的國家，以伊斯蘭共和國取代君主政體進行公投，新國家的國名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由此，“伊斯蘭”—“共和國”，成為伊朗現代政治體系的兩極，即現代伊斯蘭政體生成的兩個原點。

（一）最高領袖源于“教義”

伊斯蘭教，代表了伊朗國家和民族的基本價值，是伊朗社會及全體人民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是伊朗處理和判斷一切社會事務的根本準繩，是伊朗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在現實中，伊斯蘭是由伊斯蘭教士直至大阿亞圖拉及最高領袖為載體和代表的。什葉派各級教士霍賈特伊斯蘭、阿亞圖拉、大阿亞圖拉等是伊斯蘭教、古蘭經的研習者、傳授者、解釋者、闡發者，是人格化的伊斯蘭教。根據經過大阿亞圖拉霍梅尼闡發的伊斯蘭什葉派第十二伊瑪姆教派教義，在伊瑪姆隱遁時期，法基赫（教法學家）作為穆斯林烏瑪的領袖代行伊瑪姆的一切權力。以最高領袖為首的法基赫集團代表隱遁的伊瑪姆，根據古蘭經領導伊朗社會，這是現代伊朗伊斯蘭政體的一個基本方面，是國家權力合法性來源之一。

伊朗政體乃至伊朗社會的另一極、另一個原點，是人民選舉。霍梅尼曾說過：不要說民主，那是一個西方的概念。從另一方面看，伊朗政體的合法性、伊朗一切法律與政策，直接來源于人民選舉和公決。現代伊朗伊斯蘭政體下，一切宗教的、世俗的權力機構、領導人都必須經過選舉產生，憲法、重大決定要經全民公決。

伊斯蘭教義和人民選舉是伊朗政體的兩個邏輯的起點和現實基礎。在此之上生成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全部政體。

伊朗伊斯蘭政體結構圖

從這個政體結構圖中可以看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體結構，一方面實現了代表伊斯蘭教價值的伊斯蘭教法學家及其最高領袖對國家的領導；另一方面又實現了由全民選出、直接代表反映人民意愿的政府和議會對國家的領導。伊朗政體、伊朗政治權力，由伊斯蘭教和人民選舉兩極而生，經過對接、合并、融合最終形成和運行。

伊斯蘭教規定了伊朗社會最高的價值準則、社會理想和基本的社會規范。與基督教和佛教的經典不同，《古蘭經》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理想化和道德化的社會律令，《古蘭經》以神圣化的教義賦予世俗社會以規范和理性。由于這種宗教原則與社會準則的互通性，伊朗伊斯蘭政體可以將伊斯蘭教規奉為社會的基本原則和核心價值，要求以伊斯蘭教義作為衡量一切社會活動的準繩。在政體形式上，則將這種抽象的價值原則化身為終生研習和踐行伊斯蘭教義的伊斯蘭教法學家，負責將社會準則在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付諸實施并監督執行。

伊朗伊斯蘭政體建構者霍梅尼的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內容是對“伊斯蘭政府的形式”的設計和論述。他提出，伊斯蘭政府不同于現存任何形式的“立憲”政府。伊斯蘭政體的“立憲”含義不是指基于公民權利對政府權力及其運作進行限定和規范，而是指統治者服從《古蘭經》和《圣訓》。“因此，伊斯蘭政府可以被界定為依據神法對人進行統治”。伊斯蘭政府同君主立憲制和世俗共和制的根本區別在于，在后兩種政體中，君主和人民的代表參加立法，而伊斯蘭立法權專屬真主。立法、立憲來自真主和基本教義保障了社會基本準則和核心價值的穩定性，排斥了來自現實社會的功利考量，防止準則與價值的變異。而一定程度上超越于世俗的伊斯蘭教法學家作為社會準則和核心價值的監護人，又進一步維護和鞏固了社會準則和核心價值的穩定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社會準則和核心價值的實踐性。在伊朗伊斯蘭政體下，準則與價值的制度體現是具有最高伊斯蘭教義學養和最高道德典范為選為最高領袖掌握國家最高權力，擁有國家事務最終裁決權和最高監護權。這是伊朗伊斯蘭政體的一個邏輯起點和建構基點。這一點頗有中國古代“賢人政治”和古希臘的“哲學王”的意味。

最高領袖是一種政治體制，是一種權力結構，在這個“哲學王”的對面，在伊斯蘭政體的另一端，是經人民選舉產生的世俗的、普通的政權機構——總統和議會。即使在伊朗，全民選舉、黨派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世俗政治，它的出發點不是理想和道德而是社會現實，它的本質是集團利益。抽象地說，伊朗伊斯蘭政體中人民選舉這一極包含了另一種價值，即世俗的、現實的利益訴求。

伊朗伊斯蘭政體是建立在伊斯蘭教義和人民選舉這兩個邏輯起點和建構基點之上的，伊朗的政體與法律、政策分別來自兩極的輸入和支持。

從伊斯蘭教義原點出發，最高領袖執掌伊朗伊斯蘭政體最高權力的體制與方式，主要體現在：最高領袖對于伊朗五大政權機構——總統與政府、議會、司法總監、國家利益委員會、憲法監護委員會的人事權力和政策建議權與否決權等兩大方面。

（二）行政、立法機構出于“民意”

伊朗總統由全民選舉產生，但要經過最高領袖的任命。總統是行政部門首腦，掌管國家行政權力，是僅次于最高領袖的職務。伊朗議會的正式名稱是“伊斯蘭協商議會”，議員由直接選舉產生，兼有根據憲法制定法律和政治協商職能。伊朗司法總監是司法最高長官，依據憲法、法律監督總統和議會，司法總監由最高領袖直接任命。憲法監護委員會是監督和制約議會以及議會立法活動的主要機構，議會立法須經憲法監護委員會審議通過否則無效，憲法監護委員會共12名成員，其中6名為宗教學者由最高領袖推薦產生，6名為法學專家由議會選舉產生。總統、政府、議會、司法總監、國家利益委員會、憲法監護委員會等所有重要國家政權機構做出一切重大決定、制定的各種法律，都要向最高領袖負責。最高領袖擁有人事和政策上的最終否決權。

總統、政府和議會等國家政權機構在向最高領袖負責的同時，又要向人民負責，其制定的政策和一切重要決策，在原則上符合伊斯蘭教義的前提下，要從社會需求、人民利益和現實條件出發，要接受人民的評判、輿論的監督和選舉的考驗。

國家利益委員會，是伊朗伊斯蘭政體兩極之間最重要的鏈接器。社會的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會存在矛盾，當伊斯蘭崇高的社會理想、社會準則與人民群眾眼前的實際利益、現實愿望發生矛盾時，如何協調、如何取舍、如何平衡？如何使法律與政策做到統籌兼顧？伊朗政體中的主要協調機制和負責機構就是這個國家利益委員會。國家利益委員會確切名稱為：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是伊朗政體中最高協調機構。國家利益委員會成員涵蓋了伊朗政體中主要權力機構的首長，由總統、議長、司法總監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組成，并最終向最高領袖負責。國家利益委員會成員來自和代表分別生于伊朗政體兩極的不同權力機構，他們組成具有權威性機構負責協調處理依據兩種價值和訴求的法律與政策方案。伊斯蘭政體的兩極在這里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