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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值中越建交65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抵達首都河內，開始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雙方之間的高層互動，意味著兩國仍然十分珍視老一輩領導人毛澤東與胡志明結下的同志情誼。不過，雖為近鄰，但越南對于不少中國人來說仍顯得十分陌生。

中越關系在二戰之后曾幾經波折，尤其近年來兩國又在南海問題上頻發爭議。但是，作為中國的近鄰，發展對越關系仍然對我國至關重要。

然而，現實情況表明，兩國之間，特別是普通民眾之間仍然缺乏足夠的了解；雖同為社會主義國家，有著類似的反殖民反霸權的歷史記憶以及相近的意識形態，但兩國之間在政治體制方面仍然存在極大的區別。這些區別在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方面造成了不少困惑。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房寧教授主編的新著《民主與發展——亞洲工業化時代的民主政治研究》近期正式出版，其中有關越南問題的部分恰好可以解答人們關于這個重要鄰邦的種種困惑。

著者在書中指出，與中共民主集中制極為不同的是，越共領導層的權力結構相對分散，并在發展中形成了“四駕馬車”的權力架構，即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以及國會主席這四大最高權力機構之間相互制衡的局面。這一架構導致了越南國家權力的相對分散，并進一步催生了被稱作“超前民主化”的現象。而造成這一現象卻是由歷史地理、時代變遷、社會結構變化以及外部壓力這四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具體說來，歷史性的南中北三大政治經濟中心導致在人事安排上的“南北黨”格局；隨著時代變遷，由于長期缺乏一個穩固的領導核心，在越共內部的不同派系中就逐漸形成了強調協商的政治局面，間接推動了“民主化”；此外，經濟發展催生的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也是重要原因；最后，在對外開放的過程，各種來自外部的意識形態也在不斷有力地沖擊著越南的政治體制。

本文選自《民主與發展——亞洲工業化時代的民主政治研究》，專題《越南：“民主”與“集中”的權衡》第四章《越南政治權力結構及演變》（本專題共同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潘金娥，廣西外國語學院教授 梁炳猛），社會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房寧 等著。】

11月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河內同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舉行會談

越南政治權力結構及其演變

和世界上多數國家一樣，越南的憲法對越南的政治體制進行了規定，然而這只是一整套對國家政治體制進行論述的完美“說法”；越南政治體制的改革，主要體現了越共對于未來國家發展的一些“想法”。在實踐中，“說法”“想法”和“做法”之間存在著差距。在憲政體制下，存在著實際的權力結構，在公開制度之外還有隱藏制度及其“不成文規定”，憲政體制與權力結構，公開制度與隱藏制度共同構成了越南實際的政治體系以及政治權力運行的機制。

一  越共在政治局及“系統”

越南憲法規定，越南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力量，越南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中央政治局。

2011年1月，越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的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共包括14位中央政治局委員；2013年5月召開的十一屆七中會增補了2位政治局委員，從而使本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至16名。他們分別是：黨中央總書記阮富仲、政府總理阮晉勇、國家主席張晉創、國會主席阮生雄、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黎鴻英、中央組織部部長蘇輝若、中央宣傳部部長丁世兄、國防部部長馮光青、公安部部長陳大光、越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任吳文渝、政府副總理阮春福、河內市委書記范光毅、胡志明市委書記黎清海、國會副主席叢氏放、書記處書記阮氏金銀、政府副總理阮善仁。

越南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其政治體制總體上屬于政治權力比較集中的體制。在高層權力機關中，因權力集中于為數不多的領導人，領導人分工負責某一方面的工作，掌管相關權力機構久而久之逐步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各個系統。因權力集中統一，在各個相對的權力系統長期運行，又易于產生系統內部的價值取向、政策偏好以及亞文化等系統特質、系統特質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或強化了高層政治權力機關中一定程度的派系劃分。

越共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以經濟派系居多，即長期從事經濟管理工作，與經濟界、企業家聯系較為緊密。這一系統中的干部思想比較開放，更傾向于改革傳統經濟、政治體制，更主張對外開放，特別是向西方經濟發達國家開放。國家主席張晉創、政府總理阮晉勇、國會主席阮生雄、越共中央檢查委員會主任吳文渝、政府副總理阮春福、書記處書記阮氏金銀、胡志明市委書記黎清海等均被外界認為是經濟系高級官員。從1986年開始革新開放以來，越南經濟獲得了較快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明顯改善，發展市場經濟得到了經濟界和企業家階層的擁護，這些都大大提升了經濟系官員的威望，有助于加強其權力基礎。在這一背景下，經濟系官員大量進入最高權力機構。但目前越南經濟遇到多方面問題，宏觀經濟不穩、通貨膨脹嚴重，同時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些新的形勢變化對于經濟系官員構成了挑戰。

越南歷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在高層權力中樞里面，負責意識形態、思想宣傳的“文宣”系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現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除了越共總書記阮富仲外，主管意識形態的還有越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蘇輝若、中央宣教部部長丁世兄，他們都是重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文宣系官員雖然看似不掌握更多實權，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擁有巨大的話語權，掌握政宣傳機器，對于社會思想、輿論具有直接掌握和影響能力，同時對于黨內干部的晉升、使用也有較大發言權。文宣系依然掌握著重要的政治權力。

越南共產黨武裝斗爭起價，軍隊系統，所謂國防系，在高層政治權力體系中自然是舉足輕重。國防系的領軍人物是現在國防部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馮光青。2006年馮光青接替年屆退休的范文茶大將出任越南國防部部長，外界一般認為這意味著軍事指揮權繼續掌握在北方派系手中。與國防系功能最為接近的是公安系。公安系負責維護國家內部安全，也是黨所掌握的重要的武裝力量。公安系的代表人物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李鴻英和公安部部長陳大光。

經濟系、文宣系、國防—公安系，是當前越南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權力系統。此外，原為中央民運部部長的國會副主席叢氏放進入政治局，這是越共重視民運工作的表現。主管教育科技的副總理阮善仁雖然在政治局中排名靠后，但也反映了越共日益重視科技教育的傾向。阮善仁曾留學西方國家，先后擔任胡志明市理工大學副校長、胡志明市科技部門負責人、胡志明市副市長。2006年他擔任越南教育培訓部部長，一年后成為越南副總理并兼任教育培訓部部長至2010年。他在擔任教育培訓部部長期間，曾經發起一個“對考試中的負面現象說不”的倡議，以應對越南教育系統中普遍存在的腐敗和欺詐行為。他在胡志明市擔任副市長期間，爭取到美國英特爾公司投資10億美元在這個城市設廠。由此，他的當選也被認為是越南當局為了吸引西方投資者和振興經濟所做的調整之一。阮善仁在2013年舉行的越南祖國陣線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上被推舉為越南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主席。

河內市和胡志明市作為越南兩個最大的直轄市和政治、經濟中心，現任河內市委書記范光毅、胡志明市委書記黎清海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反映了一種歷史沿革。

值得注意的是，主管越南外交的前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范家謙未能通過選舉獲得連任，以至于在本屆政治局中缺少來自外交系統的面孔。

二 多頭政治架構

國際研究界普遍認為，越南政治權力中樞存在著多頭政治，即所謂“四駕馬車”集體領導體制，黨的總書記、國會主席、政治總理、國家主席為四個權力中心的代表。甚至還有人認為，越南高層權力中樞是“四駕半馬車”，即還要加上權力日隆的祖國陣線主席，算半駕馬車。

（一）從“相對集中”到相互制衡的“集體領導制”

在越南考察時，課題組發現，越南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擴大黨內民主，深層原因是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層缺乏領導核心，高層政治領導人和部門擴張自身權力，導致黨與國家最高權力分散化，民主集中制受到削弱。根據政治史上的類似情況，我們稱之為“弱王現象”。越南政治的這一特征的這一特征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

1954年5月，越共取得奠邊府大捷，7月與法國簽訂《關于恢復印度指南和平的日內瓦協議》。此后，越南以北緯17度線做界分為北越和南越，由于革命和工作經歷不同，黨內的南北派系表現明顯。越共“二大”進入政治局的“四駕馬車”分別是：胡志明（黨中央主席、國家主席）、長征（黨的總書記，時稱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南方局第一書記）、范文同（總理）。但實際上，胡志明是最高“精神領袖”，長征、黎筍、范文同、武元甲負責黨政軍的實際事務。因此在胡志明時代，越南共產黨內部沒有真正形成具有絕對權力的“核心”人物，權力只是象征性的集中于胡志明主席。

“南北黨”現象是越南政治權力結構除了具有社會主義構架權力集中體制，一般都具有的主要因工作經歷和職責而形成的“系統”外，又具有因地域差別劃分的另外一種結構，即另外一種權力劃分和最高領導人歸屬的方式。由于所謂“南北黨”現象的出現和存在，越共內部始終存在以南北方面線的權力分野，它導致了越共高層權力中樞內部長期存在的一種結構性矛盾。

胡志明1969年去世后，長征、黎筍、范文同組成三人治國小組領導越南。1975年4月越南統一后，1976年12月召開越共“四大”，選舉出黎筍任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黎筍長期領導越南南方的抗美救國斗爭，在越南南方有著崇高的威望和堅強、龐大的干部隊伍，是一個強有力的來自南方的領袖人物，黎筍被認為是越共歷史上最“強勢總書記”。

1986年7月黎筍去世后，長征臨時接任，經過幾個月的過渡期，到1986年12月越共“六大”阮文靈當選總書記，長征帶頭和幾位元老退出越共中央政治局。自此，越南結束干部終身制，由此也開啟了越南權力結構的新時代。

1991年6月，來自北方的杜梅當選為越共中央總書記，他繼續執行革新新政策。1997年12月越共八屆四中全會上，黎可漂當選越共中央總書記，成為越南歷史上第一位來自軍隊系統的總書記2001年4月農德孟在越共“九大”上當選總書記，從這屆開始，中央開始不設政治局常委，重設中央書記處，越南領導核心演變為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三人組成的“三架馬車”。自此，越共形成了一種互相制衡的集體里領導體制。這種情況延續到2006年越共“十大”上農德孟當選連任為止。越共“十大”以來，越南政治體制改革提升了國會的地位和作用，越南權力機構由“三駕馬車”變為“四駕馬車”。在越南政治權力的高層，無論是“三駕馬車”還是“四駕馬車”，中間恒定的因素是南北方，即最高權力者之間保持著一定程度上的南北平衡。

考察歷屆越共中央的構成，我們發現，革新以來，尤其是1991年越共“八大”杜梅任總書記以來，越共權力核心沿襲一種格局，即三（四）駕馬車分別由北部、中部、南部人物構成。其中，黨的總書記基本上由以河內為中心的北方干部擔任，主管意識形態和思想政治工作；國家主席為中部為中心的北方干部擔任，主管意識形態和思想政治工作；國家主席為中部出身干部，即胡志明主席的故鄉人；政府總理一般由有在以胡志明市為中心的南方工作經歷的干部出任，主管經濟工作。越共高層干部因工作經歷、出身不同而分“南北”，在政治上也有路線和政策偏好的差異。一般而言，北方派相對保守，意識形態上屬于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派，對改革持謹慎態度，同時對中國比較友好；南方則以較為激進的改革派面貌出現，傾向于仿效美國和西方工業化國家，加速發展工業化、推進市場化改革。如果按照地域標準劃分，在目前的政治局成員中，被認為是北方派系的阮富仲、阮生雄、范光毅、馮光青、叢氏放、丁世兄、陳大光、吳文渝、阮春福共9人；被認為南方派系的有阮晉勇、張晉創、黎鴻英、黎海清、蘇黎若、阮善仁、阮氏金銀共7人。

然而，這種絕對的以地域為標準來劃分的派系近年來似乎有了逐步淡化的新趨勢。例如，公安部部長黎鴻英，根據他的工作經歷應屬于南方派系，但從路線上應屬于北方派系。

當前，越南正在代替以傳統工作經歷和背景因素來劃分派系的是新興的利益集團。這是越南政治發展的一個新的動向。

（二）權力構建機制：從內部磋商向公開化過渡

盡管越共最高層權力結構產生的過程細節不為外界所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其核心的政治局人事名單產生在“會前”而不是“會后”。據越南媒體報道，越共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得票排名，張晉創、馮光青、阮晉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卻當了總書記。這說明，總書記的產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員會的選票決定。

但是，盡管越共“十一大”選舉總書記仍然實行等額投票，但提名方式從越共“十大”以來出現了變化。在越共“十大”上正式提出農德孟作為唯一的候選人之前，已經在越南中央內部對兩人即阮明哲和農德孟進行了投票測評，最終農德孟以微弱優勢勝出，才最終成為唯一的正式候選人。盡管越共“十一大”沒有按照“十大”的軌跡走下去，但越共中央委員得差額選舉比例擴大，十一屆中央委員得差額選舉比例為24.57%，中央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比例為144%。而被提名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得候選人也有熟人落選，其中包括原外交部部長范永謙等。

（三）政治民主化：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

與其他東亞國家不同，越南政權的取得是越南共產黨從外來侵略者手中奪得的，話句話說是“打江山打下來的，”這就是越南政權“合法性”最根本的來源。當前，在時代因素和大環境的影響推動下，越南吸取了西方“民主選舉”和“法權國家”等理念，但越南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還必須依賴于本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路徑，必須始終堅持一條不能跨越的底線，那就是“越南共產黨是越南國家唯一合法的執政黨”。越南的政治變革，是在越南共產黨領導之下，對國家權力或是以更加“集中”，或是更加“分散”的方式加以分配，從而建立一種符合越南情況的社會主義法權國家制度。

從越南政治體制改革的特點，我們不難看出，與東亞各國由于社會發展產生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變革的動力不同，越南共產黨采取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主動的自我革命。具體來說，在越南最高領導層的中央政治局里，某些領導集體成員以及他們所主管的部門，由于工作主動性、積極性導致了擴張權力傾向。而又由于沒有領導“核心”，各個領導集體成員以及所代表部門的權力擴張行為逐步演化為權力主體之間相互競爭、相互制約和弱化他人權力的趨向，最終在整體上導致了原來集中統一的權力的分散和弱化。

近年來越南政治變革的實踐已經導致了這種客觀結果。從國會和祖國陣線與黨和政府關系上，已經出現了“爭權”與“限權”的明顯斗爭。越南在理論和法律上規定了越共的領導地位，但在改革的實際進程中，國會和祖國陣線在不斷地擴充權力，甚至以否決黨與政府重大決策的方式來彰顯自身的權力地位。實際上，越南國會已經幾次否決黨和政府重大決策，比如否決越南政府計劃修建貫通南北的高速鐵路計劃以及越中合作的鋁土礦項目，由此引起各方關注。祖國陣線近年來隨著改革深化，權力不斷擴充，地位日益提升，但祖國陣線的高級干部卻時常抱怨權力不夠。越共黨內隨著黨內民主的擴大，內部矛盾和分散化、自由化的傾向也有所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