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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輕干部持國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歲的高齡，以“內閣資政”（Minister Mentor，中文譯名似未能確切反映其真正涵義）的身份，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之間，接受該國《海峽時報》七名新聞工作者十六次總共長達三十二小時的訪問；這些訪問，原先也許只想作“內部參考”，供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干部及政府官員學習，惟李氏后來慨然答允將之輯成專書，這便是《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are Going；下稱《硬道理》）。

本文節選自2011年8月21日《東方早報》林行止對《硬道理》的書評《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

香港人喜歡和新加坡作比較，表面上，這兩個英國前殖民地有頗多相似之處，其實本質上南轅北轍，大不相同。舉其犖犖大者，香港既沒有國防問題，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拼，這意味僅軍事及外交開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筆，這不僅令香港財政很易便有盈余，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夠全心全意致力于經濟建設。可惜政務官出身的特區領導人，缺乏胸襟與前瞻性，對中國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懷疑能否讀通北京的文件及領悟其背后的含意），事無大小，揣摸京意后才制定策略，結果處處碰壁，且因此拉闊港人與北京間的鴻溝。觀乎目前的情勢，新加坡終有一日會取代香港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位！

新加坡人早視香港為競爭對手，在談及該國稅率時，李光耀顯然把香港視為假想敵，他認為若把入息稅稅率定得太高，有辦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該國工作的外國人，便可能考慮“移師”香港（《硬道理》頁168-169）。

李光耀對香港小商人以顧客為尊因而設法滿足顧客需要的做法，頗為欣賞，但他對香港大生意人的經營哲學與視野，大不以為然。事實上，李光耀對香港地產商的看法，與筆者頗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于新加坡且有很多南來的優秀人才，這些俱為新加坡望塵莫及。但這些人的后輩，“獨沽一味”地產發展，而現在他們已回內陸發展（頁143）。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業發展商和市場炒家，什么都沒有。

他以不屑的語氣問，李嘉誠可有制造一件營銷世界的商品？沒有。他投資地產，收購港口、超級市場、電訊公司（和李氏沒有提及的資源及電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過順市而行，即什么行業當紅便進入該市場，言外之意是缺乏創業家的眼光和魄力。筆者對此說不敢茍同，以李嘉誠是唯一一位放眼世界而且身體力行在國際商界大展拳腳的香港企業家，創新當然難能可貴，但在海外開拓經營海港、電訊以至洪水公司，又豈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認為應推馮氏昆仲經營的利豐，可惜其經營的不過是現代貨運連鎖店的“物流業”（logistics chains），他們不興辦工廠，因為自知無法在競爭劇烈的市場中立足（頁147-148）。

李光耀指出香港經濟因為吸引了無數“中國制造”的企業家（指解放前后挾資金技術及企管經驗南來的內地企業家）而起飛，新加坡完全缺乏這種人力資源，他慨嘆新加坡獨立初期的社會中堅分子只是一批農人的后代，他們之中有的成為貿易商，有的成為專業人士，當然有的成為創業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經濟成就終于與先天優厚的香港并駕齊驅。事實上，不是長他人志氣，在筆者看來，香港經濟可以拿出來“炫耀”的，除了物業發展（尤其是會自動膨脹的樓面面積），似乎沒有什么其他成就足以驕人了。新加坡人經營的酒店，現在到處都見，其制造的若干消費用品，亦在國際市場上占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么本地制造的東西打進國際市場？答案不是沒有而是不多。

筆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區政府容許地產商任意肆意把樓宇面積“發水”，令他們大發其財（亦令不少官員退休后謀得好差事），卻因此禍根深植，除了少數例外如長江實業，有哪個地產發展商的后代樂于在非地產行業發展？換句話說，有哪些行業的利錢比可以“發水”的地產業優厚？答案是沒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國際頂尖學府求學，學有專精，本應在多個領域有所建樹，可是結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賺錢的物業發展上打主意，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產，什么都不敢嘗試，結果什么都不會做。而當物業不景周期來臨時，香港經濟便會受樓市崩潰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業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設施，其經濟前景遠勝香港，是不必諱言的。

據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去年前三季新加坡工業產量增百分之四十五、生化藥物增百分之八十五、電子產品增百分之五十；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匯交易上有長足進展，2010年的交易額比2004年倍增，國際清算銀行估計新加坡每天外匯交易額平均兩千六百六十億美元，為世界第四大，在亞洲為僅次于東京的第二大。經過多年經營，新加坡已是亞洲商品（包括橡膠）現貨及期貨交易以至石油提煉中心；去年4月賭場開業后，旅客人數大增，去年7月已首次突破百萬人次……

當然，如果中國經濟一帆風順，繼續繁榮，則香港尚能期待在大陸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優點”是新加坡望塵莫及的。李光耀多次訪港，與香港政商人物應有不少交往，可是本書并無提及，大概是沒什么東西可供新加坡青年一代借鏡吧。他唯一花了約三分之一頁篇幅談及的香港人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被問及中國崛起會否令新加坡處境艱難時，李光耀的回答可圈可點。他說，假使美國從東南亞撤走，中國自然成為區內獨大的強權，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新加坡做出一些令中國不快的事，中國亦不會（其實是不必）入侵新加坡，她只須收緊市場，不讓新加坡貨進口，新加坡便不知如何是好；雖然新加坡早已開拓印度等市場，但中國市場仍是生命線！

李光耀又說，香港現在已明白本身的處境，因為中國大陸經濟上一收一放，香港經濟便冷熱交侵、翻騰不已。香港經濟呆滯時，中央政府可放寬國人去香港買樓買股票的限制，結果香港樓價股價立竿見影上升，香港人當知誰是他們的“再生父母”。在這種大環境下，李光耀質問，你以為反中、主張民主的組織還是那些親中央的團體得勢？答案明顯不過。正因為如此，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決定退出政府。她不支持北京的干預，以為仍行英國的一套、落實民主和有美國的支持，香港便能“五十年不變”。李光耀認為這種想法簡直是垃圾（Rubbish）。當米字旗降下五星紅旗升起之時，香港便無法擺脫北京的影響（頁315）。

李光耀著《新加坡賴以向前發展的硬道理》中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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