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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局中的觀念固守與體制問題

面對人類的“觀念固守”的心理特點，社會群體應該有意識地進行理性應對。應對得好，這個社會群體就可以發(fā)展崛起；應對得不好，就可能衰敗沒落。

在人類進化的漫長歷史進程中，重情緒而不重理性的行為，在原始社會時期曾經有過積極的意義，使人可以快速逃避猛獸；在發(fā)展變化緩慢的傳統(tǒng)社會時期，重情緒而不重理性的行為，積極意義雖然不大，但消極意義也不太明顯，因為外在現實的變化很慢，固守的觀念并不需要經常修正。

但在工業(yè)社會，尤其是在瞬息萬變的后工業(yè)社會，重情緒而不重理性的觀念固守的危害就非常大。此時的人類，需要高度自覺地使用理性思維，來管控大腦中更為原始部位發(fā)來的情緒沖動引起的問題。

人類有數十萬年的歷史，其中絕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原始社會狀態(tài)，農業(yè)只是在一萬多年前才出現原始的萌芽，而工業(yè)革命是18世紀才產生的，真正的工業(yè)社會只有二百多年的時間。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原始社會占了95%以上的時間，真正的工業(yè)社會所占的時間只有約千分之一。由于人類的大腦是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漸進化的，原始社會占據的時間非常長，對大腦的影響非常大，工業(yè)社會的時間太短了，還來不及表現在大腦的結構進化上。

當代變化飛快的生活環(huán)境，大腦進化滯后的重情緒輕理性的思維習慣，這是人類目前必須面對的兩個現實。使思維習慣適應變化的環(huán)境，是社會發(fā)展需要解決的問題。解決得好，社會就能夠更好地發(fā)展。

要解決這個問題，作為個人來說，需要有意識地自覺使用“現實測試”的理性思維方法，抵制情緒的影響。作為社會來說，需要構建機制，幫助人們進行重理性的思維。

更為重要的是，國家要構建機制，選拔重理性思維的人作決策者、領導者。畢竟人類中的大多數，還是不可能很快就改變數十萬年形成的思維習慣。但是其中會有一部分人，在改變思維習慣方面表現得相對優(yōu)秀，讓這部分優(yōu)秀的人來領導國家作決策，可以使國家獲得更好的發(fā)展。

自啟蒙運動以來形成的西方現代自由民主體制，存在著結構性的原因，不利于解決這個思維習慣改變的問題。

其中的選舉制是一大原因。在目前的西方選舉中可以觀察到，政客們廣泛利用大眾的情緒思維習慣來拉選票，而且還創(chuàng)造出各種各樣的“煽情”方法，鼓勵大眾的情緒思維，而不是幫助大眾改變情緒思維的習慣。

譬如“身份政治”，讓人情緒化地認同一種身份，而不是鼓勵人理性地思考。還有花樣創(chuàng)新的競選廣告，諸如抓眼球的畫面、碎片化的信息、聳人聽聞的故事……都是“煽情”，而不是“重智”，是鼓勵情緒化思維，是抑制理性思維。

西方選舉強調“大多數”，而大多數恰恰未必是思維習慣改變得好的優(yōu)秀者，那些思維習慣改變得好的少數優(yōu)秀者，往往不能獲得未改變的大多數的認同，因此難以當選。西方的民主制“從眾”“從多數”，而不是像中國的“從賢”“從優(yōu)”的選賢任能。

西方自由主義的市場，同樣蘊含著很多鼓勵情緒化思維的元素，商業(yè)廣告就是一大元素。為了利潤最大化，生產商千方百計讓人購買他們的產品，情緒化的商業(yè)廣告是誘導消費行為的有力工具。在商業(yè)推銷的大潮中，人們的情緒化思維被激發(fā)得越來越強。

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中的這些結構性因素，使其與目前加速變化的大環(huán)境越來越不匹配。在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時候，西方現代體制曾經表現出一定的優(yōu)越性，因為傳統(tǒng)社會的觀念固守的結構性因素更為強大、更不容忍觀念改變的行為，而在啟蒙運動后出現的西方現代體制，允許了一些觀念改變的行為，因此更適應時代變化。

但是，目前的大環(huán)境對觀念改變有了更高的要求，西方體制出現了很多不匹配的問題，若不進行有效的改變觀念的反省，西方的“價值捍衛(wèi)”會導向自我衰敗。

回想30年前蘇聯(lián)解體、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今天美國的相對衰敗已經很明顯。這從“強”至“弱”的衰敗，并不是由于遭受了外敵的軍事打擊，而是它自己體制中的問題造成的。

美國在敘利亞的勢力衰弱是一個典型例子，2011年阿拉伯之春初起時，美國強勢要求阿薩德下臺，那時它是敘利亞問題上最強大的聲音，但是今天解決敘利亞問題的最重要國際會議卻排除了美國，這是它自己一系列錯誤政策導致的。美國并非沒有人提出理性正確的政策，但美國的體制卻使它不斷地排斥正確政策、選擇錯誤政策，排除重理性的政策、選擇重情緒的政策，使它自我衰敗。關于美國在敘利亞的這些錯誤抉擇和衰敗的來龍去脈，請參閱《優(yōu)主治國》的第三章（尹伊文：《優(yōu)主治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目前的大環(huán)境，中國正在這大環(huán)境中崛起。中國的體制表現出不同于西方的特質，并且在實踐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對于后工業(yè)化時代所要解決的“重視理性思維”“防止觀念固守”的問題，中國可以利用自己的體制特長來應對。

譬如在“從賢”“從優(yōu)”的選賢任能體制中，可以強調被選撥的人需要具有“重理性思維”“善用‘現實測試’‘實踐檢驗’來改進觀念”的素質，這樣就可以使政府的領導團隊中有更多的思維習慣進化得好的優(yōu)者。雖然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優(yōu)賢”并不明確強調“理性”“觀念改進”，但是“選賢任能”的體制框架，可以加入后工業(yè)化時代所需要的新內容、新條件。

又譬如，中國的體制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特長，中國可以利用這個特長大力推廣“理性思維”“現實測試”的思維方法，使國民重視思維習慣的改進，提高國民的思維素質。這些都可以給中國在后工業(yè)化時代的發(fā)展提供強大優(yōu)勢。

注釋：

1. 史蒂芬·諾韋拉（Steven Novella，1964-）美國神經學家。請參閱他的《Your Deceptive Mind: A Scientific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The Great Courses，2012。

2. 關于人類思維的重情緒、輕理性問題，請參閱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1934-）的《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紐約，2011。他是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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