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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尹伊文】

最近半年多來香港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彰顯了西方“民主”的兩大“亮點”。第一，人們可以高舉“民主”的旗幟，自稱自己的行為代表了“民主”，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公私財產，使社會經濟發展受阻。第二，在“民主選舉”中，鼓吹民主而阻擾社會發展的人，可以當選為議員，甚至可以成為議會中的多數（雖然只是不具備實質權力的“區議會”）。

“民主”本應該是“人民做主”、“為人民服務”、“有利于人民利益”、“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但香港的“亮點”卻展現出悖論式的結果。為什么會發生如此的悖論呢？原因隱藏在西方民主理論的三個誤區之中，以及理論誤區導致的行為陷阱。

誤區一，西方民主理論主張的多數制規則形成了趨中化的“自弱機制”。

民主制是“從眾”“從多數”的，是要讓多數人的意見成為社會的決策意見。多數人不是社會中最聰明、最優賢的人，不是最能夠理性地分析問題的人，不能為社會作出最佳的決策。多數人中的很多人往往相當情緒化，尤其在其它眾人的情緒感染下，往往根據情緒來作決策，而不作深刻復雜的理性思維。

在社交媒體流行的今天，多數人的情緒更是擴大了影響力，社交媒體上的碎片化信息很利于及時傳播情緒，不利于理性分析表述，人人都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大呼大叫，沒有專業人士來作“質量鑒別”“分層篩選”，使得“大多數”的情緒可以抵制“少數”的理性。

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言，讓最聰明、最優賢的人作決策，有利于該社會的發展強大；而讓情緒化的大多數作決策，會削弱理性，偏離發展強大的軌道，這就是“自弱機制”。

當周邊其他社會沒有這種“自弱機制”的時候，受“自弱機制”影響的社會和它們競爭，就會處于很不利的形勢之下。在粵港澳地區，粵和澳避免了“自弱機制”，港的競爭力被自我弱化，港的發展明顯不如粵澳。

回想當年，香港已是現代化的富裕大城市了，而深圳還只是一個落后的貧窮小村，但是今天深圳已經快步追上了香港。澳門1999年回歸中國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比香港差得多，但現在比香港強得多。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均GDP數據，1999年香港是澳門的162%，而2018年香港只是澳門的56%，香港“自弱”了106個百分點。

中國內地民眾直接參與基層選舉，同時在社會經濟發展決策中，真正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決策是由省市和中央在經過廣泛的調查、咨詢、協商后做出的，因此既在程序和實質上都體現了“民主”，又不受西式選舉的“自弱機制”影響。而且，中國內地很強調“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黨是先鋒隊，不是趨中化的普通大多數，黨建在基層治理中發揮引領的作用，可以防止基層直接選舉可能帶來的“自弱機制”問題。

澳門的選舉制度和香港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很關鍵的不同。以立法機構的選舉為例，澳門立法會有委任議員，占了21%的席位，直接選舉的議員席位不到50%（委任議員是由特首行政長官委任的）；而香港立法會沒有委任議員，直接選舉的議員席位是50%，另外50%的席位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在目前的立法會中，澳門有33位議員，7人是委任，12人由法人社團間接選出，14人是直接選舉產生的；香港有70位議員，35人是由分區直接選舉的，35人是由功能團體選舉的。

澳門立法會（圖片來源：新華網）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因素也幫助澳門減少了“自弱機制”的效應，這就是“外部勢力的干擾”。由于平庸的大多數缺乏識破外部干擾的能力，他們比較容易受外部勢力的影響，這些勢力散布花言巧語，引誘人去做一些將使社會弱化的事情，因而加劇了“弱化機制”。

外來勢力在香港非常活躍，英國美國都搞了很多活動。在澳門外來勢力的活動則比較少，葡萄牙沒有搞活動，美國的手也不活躍，這就使得“自弱機制”在澳門沒有被進一步惡化。

誤區二，西方民主理論主張的“選舉權”造成了“自毀機制”。

在西方的“民主選舉”中，個人有選舉“權利”，卻沒有選舉“責任”的制約。只要是有選舉權的人，就可以去投票選擇執政者，選舉者沒有責任去理解投票內容。即使對候選人一無所知、對其政策可能帶來的社會后果全然不了解，也可以任意投票，也會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