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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伊文】

今年4月4日，北約在華盛頓舉行高峰會議，慶祝北約成立70周年。在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約在華盛頓簽署，因此4月4日被視為北約的“生日”。北約50周年的峰會，是1999年在華盛頓舉行的，不過不在4月4日，而是遲了20天，在4月24日至25日。那時正是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戰爭緊張時期。

現在西方主流媒體在敘述科索沃戰爭的時候，都將其描述為北約的巨大軍事勝利：北約憑借空中武器的驕人優勢，以零傷亡的代價，只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迫使受到俄羅斯支持的南聯盟停戰就范。這種話語敘述，歪曲了歷史，掩蓋了一些關鍵性的事實。

2019年4月4日，美國華盛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外交部長會議上在此舉行。

1999年北約在華盛頓召開慶祝北約成立50周年峰會的時候，氣氛是緊張而沮喪的，那時北約看不到勝利即將來臨的曙光。美國國防部的新聞通訊稱：“這次峰會不是慶祝，而是工作會議”，是要想法找到解決科索沃危機的辦法。

當時北約在南斯拉夫已經轟炸了兩個月，由于科索沃地形多山，空襲難以擊中坦克等軍事目標。南聯盟塞爾維亞的軍隊把坦克藏在科索沃的山谷洞穴，還發明詭計來欺騙北約的飛機，用紙板木板作成假坦克誤導轟炸目標。

北約的飛機不能進行低空飛行，因為山地形勢太過復雜，而且很怕傷亡會引起國內的反戰情緒。因此南聯盟在科索沃的軍事力量受到的損失非常有限，根據北約在戰爭結束后的檢測，南軍的600輛坦克中只有97輛被擊中，其中被擊毀的只有26輛，沒被擊毀的經過修理有些可以使用。如果北約單單依靠空襲，很難擊垮南斯拉夫在科索沃的軍事力量。

北約也考慮了出動地面部隊，但南斯拉夫周邊國家的態度卻對北約的地面行動非常不利。多數國家不允許北約利用其領土發動入侵，北約可能利用的只有北面的匈牙利和南面的阿爾巴尼亞。

若從匈牙利入侵，需要通過南斯拉夫的首都貝爾格萊德，那將是一場和南斯拉夫的全面戰爭，而不是科索沃的有限戰爭，北約諸國顯然都沒有胃口打如此的“大戰”。

若從阿爾巴尼亞入侵，則又有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第三世界”窮困國家，在1990年代的轉型中經濟又搞得很糟糕，港口和公路都非常落后。它的港口缺乏運輸北約大量軍事設備物質的能力，它的公路承受不了北約的重型坦克和裝甲車，而要改進港口和公路的狀況，則需要很長的時間。另外，阿爾巴尼亞和科索沃接壤的地方山勢險峻，地形“易守難攻”，北約需要付出相當的傷亡代價才可攻入。

1996年我去過阿爾巴尼亞，對那里基礎設施的落后深有體會，公路坑坑洼洼，我乘坐的小型汽車都不能快速行駛，更別說重型車輛。當時阿爾巴尼亞的轉型處于混亂狀態，政府失能，到處可見“無政府主義”現象，譬如，道路當中會出現一座新房子，這是有人任意侵占公地建造起來的；國企的門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這是人們到國企里面去偷搶物資和設備的結果……1999年阿爾巴尼亞的情況稍有好轉，但仍然非常糟糕，北約要想快速改進公路和港口幾乎是不可能的。

北約面臨的“不可能”難題，給了南斯拉夫戰略機遇。南斯拉夫可以采取“持久戰”的戰略，拖住北約，等待轉機。在經過一兩個月的轟炸之后，北約陷入了越來越窘迫的重重困境，尤其是大量平民被誤炸傷亡，使北約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輿論批評。科索沃的很多平民為了躲避北約的轟炸，逃到山里居住，如果到了秋冬的時候北約的轟炸仍不停止，山上的嚴寒將會觸發饑寒傷病等一系列“人道主義災難”，北約將會受到更嚴厲的國際譴責。

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正是4月底華盛頓50周年峰會時北約面臨的。那么，北約后來是如何擺脫了困境呢？是發明了什么新的先進武器嗎？不是，幫助北約擺脫困境的不是武器，而是俄羅斯，是葉利欽。

1999年春天，葉利欽也處在困境之中，那是俄羅斯的經濟困境給他造成的政治困境。八個月前俄羅斯經歷了盧布崩潰的打擊，葉利欽在國內聲望掃地，他急需資金來挽救頹勢。葉利欽很渴望得到西方的經濟援助，他想通過幫助北約擺脫科索沃的困境來幫助自己擺脫國內的困境。

由于俄羅斯是南斯拉夫的最重要支持者，俄羅斯對南斯拉夫的決策有巨大的影響力。俄羅斯人和塞爾維亞人都是斯拉夫民族，又都信奉東正教，有著歷史深遠的紐帶。

科索沃戰爭爆發時，俄羅斯的總理是普里馬科夫，他很支持南斯拉夫，很反感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為了幫助北約，葉利欽5月12日撤除了普里馬科夫的總理職務，又任命了親西方的前總理切爾諾梅爾金作為解決科索沃問題的特別代表，負責和北約談判。

在5月和6月期間，俄羅斯和西方及日本等8個大國舉行了G8會議談判討論解決科索沃戰爭問題。會議談判的結果產生了所謂的G8方案，要求南斯拉夫從科索沃撤軍，戰爭停止后在科索沃由聯合國駐軍維持和平穩定，而且必須包括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部隊。不過，當俄羅斯說服南斯拉夫接受了G8方案后，卻轉眼間發生了“偷梁換柱”，聯合國駐軍被偷換成北約駐軍，只是再外加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部隊，而且是要在北約的“統帥”之下。

俄羅斯本是在幫助西方解決難題，幫助北約從轟炸科索沃的進退兩難困境中解脫出來，想不到卻受到了如此的對待。6月中旬北約“凱旋”進駐了科索沃，伴隨北約的勝利是葉利欽的徹底失敗，他連西方的經濟援助都沒有得到。

冷戰后的轉型激變，使俄羅斯的國力一落千丈，昔日的超級大國被完全邊緣化了，俄羅斯別無選擇，只得忍氣吞聲。不過，在忍氣吞聲的背后，一場巨變在俄羅斯政治舞臺上被靜悄悄地觸發了。8月9日，葉利欽任命普京為總理，12月底葉利欽辭去了總統職務，俄羅斯開始了普京時代。

在科索沃戰爭后的普京時代，俄羅斯的國際影響力慢慢地從谷底漸漸上升。美國呢？科索沃戰爭對美國產生了什么長期影響呢？

科索沃戰爭給俄羅斯留下的是失敗羞辱的遺產，給美國留下的是勝利自豪的遺產。在絕大多數美國人的心中，科索沃戰爭是一場美國“零傷亡”的勝利，僅僅依靠高科技優勢武器的空襲就大獲全勝，是美國單邊主義可以解決國際問題的經典范例。極少有人會去認真研究科索沃戰爭發展的事實，去了解俄羅斯扮演的角色，并且認識到科索沃的結局是“政治解決”而非“軍事解決”。這種思維，令大多數人享受了心理滿足，也令美國輕易地發動了兩年后的阿富汗戰爭、四年后的伊拉克戰爭。這兩場戰爭，都使美國吃了苦頭，在經濟、政治、外交方面遭受了長遠的損失。

不過，當大多數美國人沉浸于自我陶醉的思維中時，也有理性的智者很早就看到了問題，譬如前總統卡特就在科索沃戰爭時撰文紐約時報，批評美國不耐心進行談判、魯莽動用武力、繞過安理會、弱化聯合國，還特別強調要依靠俄羅斯的外交活動來解決美國的困境。但是，智者的聲音總是被大多數人的喧囂淹沒。

智者聲音被淹沒、缺乏遠瞻理性的意見被采納，這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決策的常態，甚至在屢吃苦頭的情況下仍然如此。這種常態是源于美國的決策體制，用優主政治的理論來分析，可以看到這是因為民主體制中的“趨中化”效應。趨中化是指趨向于中等水平，不是趨向于高端，也不是趨向于低端。由于民主制遵循“多數決”原則，這給趨中化提供了制度環境。低端愚蠢的意見雖不能被大多數人認同，但高端智慧的意見也常常不能被大多數人理解，大多數人認同的是中庸的、非高智的意見。再加上利益集團的游說和蠱惑，中庸意見往往被誤導，使政府決策有利于小集團，有損于國家社會的長遠利益。

冷戰結束之初，美國的國際地位曾空前優越。但三十年來，它不斷地下滑。如此的下滑都是自我決策錯誤所致，并非受到外部力量的攻擊。如果美國的決策制度無所改進，下滑將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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