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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對媒體的控制與影響

日本媒體在戰后經歷了重大轉型。隨著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媒體逐漸獲得了更大的自由，成為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橋梁。1950年，《廣播法》的通過標志著日本公共廣播體系的建立，確立了新聞報道的獨立性和客觀性。然而，這種獨立性在實際操作中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

日本政府通過多種渠道對媒體施加影響。首先，政府在經濟上對媒體機構有一定的控制力。許多媒體依賴政府的廣告和資助，這使得媒體在報道政府相關事務時可能受到限制。政府通過公共關系部門與媒體建立緊密聯系，定期舉行新聞發布會，從而影響輿論。

其次，政府通過法律和政策對媒體進行間接管控。雖然日本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但在一些情況下，政府可能利用國家安全、公共秩序等理由，對某些敏感話題進行審查。特別是在涉及歷史問題、外交關系等議題時，媒體面臨著來自政府的巨大壓力。

在面對政府的巨大壓力時，日本媒體往往采取某種“自我審查”的方式，來維持與政府的良好關系。許多媒體機構在報道時會考慮政府的反應，避免涉及可能引發爭議的議題。這種自我審查不僅體現在新聞報道中，也影響到節目制作和評論性文章的發表。媒體為了保持其商業利益，常常在敏感話題上采取保守立場，從而導致公眾對重要事件的真實情況了解不足。

2014年，NHK新任會長籾井勝人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之前有關慰安婦言論不恰當

這方面的案例其實也為數不少。比如2014年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期間，NHK新任會長籾井勝人在上任后公開表示，NHK將遵循政府立場報道敏感的歷史問題，引發了公眾對NHK新聞獨立性的質疑。

再比如，日本的《廣播法》第4條要求廣播內容必須“公平中立、避免偏見”。然而，在2016年，時任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公開表示，如果廣播公司播出的內容違背了這一規定，政府有權吊銷其廣播許可。

還有，2011年福島核電站事故后，媒體在報道核事故和輻射危害方面受到一定限制。政府通過發布“自愿自律”指引，要求新聞機構避免傳播可能引起公眾恐慌的報道。同時，部分記者和媒體機構指出，政府對福島災難的報道施加了不透明的壓力，控制了信息流通，淡化了核輻射對健康的潛在風險。

日本媒體的錯誤傾向影響其國際認知

日本媒體的這種歷史修正主義傾向和“自我審查”，不僅影響了其國內的歷史認知，更對其國際認知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在日本媒體的報道中，中韓和其他亞洲國家常常被描述為歷史問題的“挑釁者”，而日本則被塑造為“受害者”或“和平倡導者”。這種扭曲的敘事使得日本民眾對過去的侵略歷史產生模糊認知，并加劇了對鄰國的誤解和不信任。

靖國神社石柱上的刻字。NHK不提“軍國主義去死”，卻強調“廁所”字樣，并謊稱石柱上有字母“SB”。

在涉及中國的報道中，NHK等日本主流媒體經常采取負面引導，不僅采用中國特有的“視頻濾鏡”，還大幅報道與中方相關的負面新聞，強調中國的“奇怪”與“威脅”，而對中國的發展成就和國際合作倡議則選擇性忽略。

這種片面的報道不僅加劇了中日之間的緊張關系，也誤導了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認識。日本媒體通過這種單一的敘事方式，將中國塑造成一個不可合作的對手，忽視了兩國歷史文化的深厚聯系以及雙邊合作的巨大潛力。

在全球范圍內，日本媒體的錯誤認知傳播不僅限于歷史問題，還涉及到對現實問題的認識。

例如，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報道中，日本媒體往往過分強調“債務陷阱”與“中國的野心”，而忽略了其在推動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和促進國際合作方面的積極作用。再比如中日都在推動的非洲合作論壇，似乎日非合作就是充滿機遇、公開透明的，而中非合作則是危機四伏的。這樣的報道模式使得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的認知與現實脫節，不僅不利于普通觀眾認識中國，也不利于他們認識世界。

總體而言，這位中國籍播音員的一聲疾呼，可以說讓大家重新認識了日本的歷史觀，以及日本媒體在推動這種歷史觀和價值判斷中的作用。這種現象不僅扭曲了歷史真相，也對當前國際關系和中日關系產生了負面影響。

盡管日本內部存在一些反對歷史修正主義的聲音，但主流媒體在種種限制因素之下，有些還是選擇了妥協和自我約束。正因為如此，日本媒體是否也需要借此機會，反思其對歷史問題的報道方式呢？似乎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提供更加真實和全面的信息，也才能為日本與周邊國家的歷史和解創造更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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