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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阿富汗那邊的局勢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1）2003年春，原先由多個參與國輪流指揮的“維和部隊”被置于北約麾下，行動范圍也從喀布爾及周邊地區擴大至阿富汗全國。2）美國開始積極準備伊拉克戰爭，對阿富汗的“興趣”減弱，那里的清剿和維和任務更多地由其他國家承擔，德國部隊成為阿富汗使命的主力。

原先比較“太平”的喀布爾，此時也變得充滿風險：2003年6月，德國車隊在前往機場的路上遇襲，4名士兵陣亡，29名受傷。這是首起針對德國軍人的恐怖行動。

同年秋，德國從美軍手中接管北部昆都士地區（Kundus）和“省級重建隊”（Provincial Reconstruction Team）任務，管轄范圍差不多有半個德國那么大。

與喀布爾比，這里的局勢相對平和。可是，從2006年德軍巡邏隊多次遇襲開始，昆都士從“穩定之洲”（Insel der Stabilit?t）變成“沖突熱點”。

之后，德軍不斷有傷亡，但國內媒體的關注度并不高。

2009年9月4日，昆都士“省級重建隊”德國指揮官克萊恩上校（Oberst Georg Klein）下令對兩輛在基地數公里外被塔利班劫持并擱淺在昆都士河畔的油罐車實施空中打擊，沒想到這次行動造成正在那里哄搶車中汽油的不少平民（包括兒童）的傷亡。

有意思的是，該事件發生時又逢德國大選，所以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由于德國國防部和軍方在事發后有“掩蓋真相”之嫌，防長和國防軍總監雙雙辭職。之前，德國官方一直不承認阿富汗處于“戰爭狀態”，以此回避德軍參與阿富汗使命屬于“戰爭行為”這個事實。這點在“克萊恩事件”后發生了轉變：法庭在衡量時不再以德國刑法為基準，而是國際法。

德軍在昆都士那里一呆就是十年。

2013年10月，德軍將昆都士軍營移交給阿富汗方，保留了在馬扎里沙里夫（Masar-i-Scharif）的基地。2014年末起，德軍加入北約的“堅定支持”使命（Resolute Support），不再介入阿富汗政府軍與塔利班之間的戰事，而是執行警察和軍隊的“培訓、協助和咨詢”（Train, Assist, Advise）任務。

與美軍在當地留下的“殺手”印象相比，德軍的低調風格以及積極參與當地建設（水井，鋪路，建校等）得到了阿富汗人的認可。但是，由于受到美國這種“豬隊友”的牽連，德軍的“德行”和“口碑”再好，也難以被當地人視為“正義之師”。

結語

回頭看，德國介入這場戰爭并堅持到最后一刻，一方面是為了履行北約的“集體防御”義務，另一方面也多少懷著對美國人的某種“歉疚”，因為參與攻擊紐約世貿大樓等目標的恐怖分子是“漢堡恐怖小組”（Hamburger Terrorzelle）的成員，其頭目穆罕默德·阿塔（Mohammed Atta）在德國生活多年，并完成了學業。

在反恐方面，華盛頓其實有兩個說不出口的“心結“：第一，參與組織策劃“9.11”的基地組織當年是被它自己“喂大”的，本拉登偏偏又生長于美國在中東的鐵桿盟國沙特阿拉伯。第二，阿塔團伙在德國生活了差不多十年，他們的極端化思想轉變和所有恐襲行動的籌劃幾乎都在德國這個北約主要盟國內完成，等于也是被盟友“喂養”大的。

施羅德當時提出的“無限支持”無疑給華盛頓開了張“空白支票”，喚起了它對德國這個援手的巨大期待，最后又因柏林拒絕參戰伊拉克而大失所望，難再信任。

此外，塔利班這次在極短的時間內幾乎“不戰而勝”地完成復辟，西方（特別是美國）把責任一古腦推給“無能的”阿富汗政府和軍隊。顯然，他們還是沒有弄明白，大量的資金和裝備并不能造就一個廉潔有為的政府和驍勇善戰的軍隊。

歷史上，美國扶持和幫助腐敗政權并非第一次，當年對蔣介石政府，后來在越南，拉美一些國家，它都有過類似的“不良”記錄。

德國蹚這趟“渾水”固然事出有因，但付出的代價是高昂和慘痛的：在過去20年（7119天）中，德國先后向阿富汗投入了15萬兵力，59名戰士身亡。據德國電視一臺今年四月援引國防部發言人的統計數字，德國撤軍前的軍事總耗資為125億歐元，不包括政府提供的4.25億人道援助。

目前，處于大選最后階段中的各政黨開始就阿富汗“爛尾”結局相互攻擊和推卸責任，最受爭議的當屬社民黨籍的外長馬斯（Haiko Maas）。

馬斯也承認嚴重誤判了局勢，但把責任推給了德國情報部門。他說：“所有決策本身都是盡心盡職作出的，但決策依據的信息卻是有誤的，因此造成了災難性后果。”

情報業內人士對此不以為然。德國聯邦情報局前局長辛德勒（Gerhard Schindler）抱怨說，如果司法給情報搜集工作設置了一個又有一個的絆腳石，那就不要奇怪結果不盡人意。

德國的“問責”常常聞雷不見雨，大家都在問是誰的責任，但最終是無人出來擔責的。抗疫中如此，這次“阿富汗災難”中同樣會如此。

那么，德國軍事介入阿富汗的教訓又是什么呢？

1）在動蕩的國際局勢中，軍事同盟具有相當的“危險性”。西方在中東等危機地區采取偏袒立場和不合時宜的“民主干涉主義”，很容易招致不同程度的恐怖襲擊，而盟約第五條的“集體防御”等于將成員國綁在一列著火的“戰車” 上。

2）戰爭有自己的邏輯和節奏。一旦介入，很難全身而退；一旦失控，人財損失難以估量。

3）戰爭目標模糊，政府要么“口是心非”，要么“模棱兩可”。從反恐行動到人道援助，從挖井建校到打擊毒販，從幫助建政到捍衛民主……官宣的說辭一直在“酌情”改變。時間越久，政府越難交待，民眾無從理解。

4）國際秩序需要重構，冷戰思維需要拋棄。塔利班復辟后，人類更應反思恐怖主義出現的深層原因，重新認識何謂“民意”（民主）、并學會國與國之間真正的“相處之道”。

5）“戰爭與和平”這個話題不應成為一次次大選中的“政治籌碼”。在過去20年中，為了爭取“民意”，撈取“選票”，政黨和政客在公開表述中有多少是真正以“生命”與“和平”為出發點的？

這些天，伴隨著喀布爾機場“有失體面”的撤離場面，以及歐洲輿論對今后難民潮再起和恐怖組織“死灰復燃”的擔心，德國人真的很難放下“在阿富汗付出如此代價是否值得”的問題。

的確，這也是一個必須認真回答和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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