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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點二：各政黨的民意支持率 “平均化”

迄今為止，德國聯邦議會的政黨結構經歷過四個發展階段：

在1953年至1983年的30年間，聯邦議會主要有三黨（聯盟黨、社民黨和自民黨）組成；1983年綠黨首次進入聯邦議會，“三黨格局”隨之成為歷史；1998年后，原東德執政的“統一社會黨”（SED）在兩德統一后經過更名（“民主社會主義黨”）和重組，成功跨越5%門檻，打破了之前的“四黨格局”；2015年夏“難民潮”之后，極右的民粹政黨“選項黨”首次進入聯邦議會（2017），不僅開啟“六黨議會”階段，還一舉成為議會第三大黨。

每次議會政黨組合的變化均與當時的社會發展背景有關。譬如，綠黨的誕生源自上世紀60/70/80年代大規模的“和平”、“生態”和“女性解放”運動；左翼黨進入聯邦議會則與德國統一這一歷史事件有關；選項黨的“拔地而起”則離不開默克爾頗具爭議的“難民政策”。

理論上說，議會中的各黨為民眾及國家利益計，在競爭的同時，也應該彼此合作，包括聯合執政。畢竟，參選的政黨都受到憲法的認可，或最起碼未被憲法禁止和取締。但是，無論是綠黨、左翼黨還是選項黨，它們作為新黨入席后無不遭到議會中老黨“在民主框架或名義之下的非民主式”排擠。

綠黨長期被視為議會中“反傳統和反規則”的“極端異類”，被保守陣營排斥在聯合執政的可能性之外，直到上屆大選才出現松動；同樣，左翼黨因“政治成分不好”（東德共產黨繼承者），選項黨因其“反歐疑歐”和“排外”的立場，至今都遭到其他主要政黨程度不同的排斥和拒絕。

以往這種“政治挑剔”之所以還能成氣候，是因為聯盟黨和社民黨在左右陣營中的老大地位非常突出（從民意支持率上看）。它們只需要在自民黨和綠黨這兩個議會小黨中挑選一個相對“志同道合”的，便能形成議會多數，完成組閣。如，1998-2005年施羅德的“紅綠”內閣，2009-2013年聯盟黨與自民黨組成的“黑黃”內閣。

但是，隨著大黨支持率收縮和議會六黨格局的形成，這種可能性大大減少了。為了保證施政穩定，默克爾的四屆內閣中有三屆選擇了第一和第二大政黨之間的合作，即所謂的“大聯合政府”（GroKo）

如今，德國的政情再次發生變化：社民黨在左營中的“老大”地位很有可能會被綠黨超越，“選擇”和“被選擇”的地位或許發生逆轉。保守陣營的“老大”聯盟黨雖然還保持第一大黨的地位，但離傳統的“35%+”支持率還相距甚遠。

根據德國不同民調機構8月9日和11日的調查結果，聯盟黨的支持率在23%至25.5%之間擺動，而綠黨則徘徊于17.5%至20%，社民黨在16略有回升（19%），自民黨（FDP）12%和選項黨（AfD）11%，只有左翼黨（die Linke）比較落后，僅獲7%。

最新民調還呈現了另一個有趣的結果，那就是大部分選民（55%）希望更迭政府。這個數據讓人聯想到1998年和2005年大選前的情況。當時，民調也展示了類似的結果，并在大選中得到了應證：1998年，施羅德的紅綠政府把執政了16年的科爾（Helmut Kohl）拉下馬；2005年，執政不到兩屆的施羅德被默克爾取代。

這次選民求變心切又會帶來一個什么樣的結果呢？

中國俗話說，“打鐵還須自身硬”，可目前德國左右營中的“老大”顯然自身都不夠硬，加上其它政黨支持率相對“平均化”，所以，傳統的“兩黨聯合執政”格局恐怕難以為續，下屆德國政府很可能要由三個政黨（“一大二小”）組成。除非聯盟黨和綠黨在成為議會第一第二大黨后能自成多數，學習默克爾時期的“大聯合政府”模式，重演“強強聯手”。

如果這樣，德國將再次出現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強政府、弱議會·”局面。

看點三：“世紀瘟疫”和“大洪水”陰影之下的政治抉擇

一年多來，波及全球的“新冠病毒瘟疫”深深影響了德國社會的個個層面。在“抗疫持久戰”中，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彼此應如何相處，各級政府和政府精英也程度不同地經歷了一次“煉獄”之旅。

從某種意義上說，各黨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是決定它們今年票倉虧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德國實行的是聯邦制，共有16個州。這次的疫情令德國現行的政體架構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病毒不識國界，更不用說州界，所以，抗疫需要政府部門作出跨州的迅速反應；另一方面，德國的公共衛生領域，與教育、文化、警務等領域一樣，主要是州事務，聯邦授權有限，干預的可能不大。

為了解決這個政治設計“漏洞”，原本為維護各州利益而設置的“州長聯席會議”被賦予了新的使命：與聯邦政府一起，共同協調并制定抗疫措施。

在第一波疫情（去年3月至5月）中，德國政府在抗疫戰略物資儲備方面暴露了明顯的不足，但聯邦與各州的這個臨時抗疫機制卻成效卓著：疫情在政府采取了停擺措施之后很快得到控制，德國因此成為歐盟內的抗疫“模范生”。

在朝的各政黨以及第一線政治家獲得很大的政治紅利：默克爾的個人威望再次如日中天，抗疫政治新星（如衛生部長施帕恩、巴伐利亞州州長索德爾等）冉冉升起。如果此時舉行大選，聯盟黨（Union）篤定大勝。

然而，進入6月后，雖然也有個別科學家和政治家警告病毒還在，不可掉以輕心，但隨著第一輪防控措施的湊效，加上夏日度假期的到來，政府此時即便對疫情未來的發展不敢過于樂觀，也無法繼續要求民眾繼續放棄個人權利和自由。

就這樣，德國人開始到處旅游度假，返回時帶回了新的感染源。隨著秋天的到來，病毒開始“秋后算賬”，第二波沖擊開始了。

這時人們發現，防控措施一旦放松，再收緊就不那么容易了。

這里有兩個因素至關重要：1）第一波抗疫成功后，官民中的“輕敵”思想比較普遍，對病毒的“恐懼感”減弱。2）各州政府認為已積攢了足夠的經驗，出于各自政績的考慮更愿意獨收抗疫紅利。

所以，“聯席會議”雖然照常定期舉行，也形成各種決議，但每次會商的時間越來越長，達成一致越來越艱難。如此“博弈”出來的決議必定是妥協后的結果：看似面面俱到，照顧各方，實質不痛不癢，收效甚微。

結果，“限制”措施實行了數月，病毒照舊在泛濫，感染人數和死亡率居高不下。民眾被限制得精疲力盡，雖然還在勉強配合，但已怨氣滔天，漸漸失去耐心。

第一波中相當成功的抗疫政治機制也因此失去了公信力，此前的抗疫政治新星幾乎盡數失去光澤，加上聯盟黨中若干政客被曝利用自己的關系做“口罩”生意，以及在訂購疫苗和快速檢測劑過程中存有嚴重失誤，所以，在朝各黨在民調中紛紛折戟，反對黨的威望大幅回升。

最后，總理默克爾不得不弱化甚至擱置原有的“聯席會議”機制，通過聯邦議會立法的方式將抗疫指揮權收歸聯邦政府。

目前，德國的疫情通過數周的“硬核”限制措施已明顯好轉，但秋天大選的結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疫情在夏日休假之后是否會像去年一樣出現大規模反彈、以及疫苗的接種是否能順利進行等因素。

還有就是最近德國西部等地發生超級洪水。災后的重建和紓困措施是否奏效，也將影響到大選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