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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聯合紡織公司在最近10多年里獲得了一次轉型契機。

2010年，在尼日利亞棉紡服裝發展基金會（Cotton, Textile and Garment Development Fund）的幫助下，查氏集團重啟了聯合紡織公司的工廠。然而，重啟后的新工廠僅保留了此前員工數量的四分之一，布匹產量也顯著減少。雖然工廠店生產規模今非昔比，但查氏集團開始在尼日利亞轉變發展思路，試圖與來自中國的紡織品形成差異化競爭。

查氏集團憑借對西非當地紡織品市場的了解，積極利用其國際一線設計師的人脈，開始聚焦生產高品質紡織品，并設立自有高端品牌“達維瓦”（Da Viva）。這些中高端紡織品以現代蠟染技術打入西非當地市場，由尼日利亞與加納的多家工廠同時生產，在西非地區成功建立了品牌形象，并在消費者群體中擁有不錯口碑。

回顧查氏集團在尼日利亞的經營歷程，它雖然沒能在獨立后初期幫助尼日利亞完全實現工業化，但其近期的轉型或許代表著中非服裝產業合作的一種潛在模式。

中國學者劉少楠通過對聯合紡織公司老員工進行訪談指出，查氏集團在尼日利亞經營的幾十年中，通過企業內部職業培訓和引入現代設備等方式在當地真心實意地推進技術轉讓，許多工人表示非常懷念聯合紡織公司內部良好的勞資關系以及比同行業更高的工資和遣散費。

美國學者勒內在總結查氏集團在尼日利亞投資的主要特征時強調，“（聯合紡織公司）高效生產與營銷，迅速應對變化的經濟形勢，尊重尼日利亞政府項目與工人的需求”，而在集團面對虧損時，它“牢牢守住了底線”，沒有徹底放棄西非當地市場，而是努力通過科技與營銷創新將生意擴展到高端紡織品牌。

三、新堡：血汗工廠還是包容二元？

新堡是位于南非夸祖魯–納塔爾省的一個工業城鎮。南非種族隔離時期曾對南非的黑人民族進行強制的遷移和定居，新堡正好位于當時的“白南非”和祖魯人聚居的“夸祖魯”的交界地帶，屬于“白南非”一側，但是會吸納周圍的黑人前來就業。20世紀60、70年代，新堡擁有比較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一定規模的煤炭、鋼鐵產業，曾一度被認為是一座種族隔離的“模范城鎮”。

自20世紀80年代起，新堡逐漸吸引了臺灣與香港的企業家（以臺灣企業家為主），并成功地轉型成南非重要的服裝生產基地。

新堡在臺灣和香港的招商引資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當時南非國家政策所決定的，當時的南非種族隔離政府正遭受越來越嚴苛的國際制裁，很難從主要西方國家吸引投資。南非政府期望繞開國際社會制裁，來到臺灣和香港吸引外資，前往指定的黑人聚居區附近設立工廠，進而吸收黑人勞工，使得黑人和黑人聚居區在經濟上能夠維系下去。

促成臺灣和香港企業來到新堡有多重原因。南非當時處于種族隔離制度之下，黑人權益受打壓，黑人的工會組織程度不高，薪資水平低，對于港臺企業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當時的南非不僅在“外交”上與臺灣省政府保持友好關系，還給前來投資設廠的外商提供了極為慷慨的優待政策，包括高額的工人工資補貼、外商安家費、優惠的美元匯率和申請南非永居權和國籍的便捷通道。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南非吸引港臺企業有其種族隔離制度的特殊原因，但20世紀80、90年代有大批港臺企業家來到南部和東部非洲國家投資興業，在南非、毛里求斯、萊索托、斯威士蘭和馬拉維等國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例如，被人津津樂道的“睡衣島國”毛里求斯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從原先的進口替代工業戰略轉向包含出口導向的混合型戰略，成為非洲工業化相對成功的范例。其中，80年代大量來自香港和臺灣紡織服裝企業的投資是毛里求斯成功轉移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資料圖來源：社交媒體

一方面，香港和臺灣在20世紀60、70年代經歷了高速增長期之后，很多中低端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現了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行業內部過度競爭以及市場飽和的局面。在這一轉型過程中，香港和臺灣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重點鼓勵發展電子、半導體等新興產業，以服裝、制鞋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的“夕陽產業”逐漸開始外移。為了尋找更低的制造成本，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往了東南亞國家，一部分遷往中國大陸；而與此同時，得益于非洲國家的招商引資政策，也有一部分產業開始遷往非洲。

另一方面，港臺地區以服裝、制鞋為代表的一些產品在進入歐美市場時也開始不斷受到配額和高關稅的限制，相關制造企業迫切需要尋求新的生產基地來規避歐美市場對于產品來源國的限制，進而選擇來到非洲國家設廠。

根據筆者的研究，1983年第一家來自香港的華人服裝工廠入駐新堡，1996年新堡擁有的華人工廠增至48家。這些企業主要來自臺灣，香港企業只有3家。截至2020年，新堡大約設有120家華人開辦的制衣廠，雇用當地祖魯女工約20000人，享有“南非的服裝圣地”之譽。目前，新堡幾乎所有華人服裝公司都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型工廠。每家工廠的雇工規模為50至400人不等，其生產主要是面向南非國內消費者生產基礎服飾、校服以及快銷時裝。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紀80、90年代有3家大型香港企業與多家臺灣企業曾在新堡從事出口服裝的生產業務，但此類大型出口企業都已于2005年前后關停。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多重的。一方面是南非當地人工成本增加和工會的漲薪罷工活動頻繁；另一方面，美國政府2001年出臺的《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給予了非洲國家產品優惠的關稅，但是對南非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則在原材料來源地和生產過程有嚴格規定，相比于萊索托、斯威士蘭、埃塞俄比亞等落后國家，南非的生產和貿易優勢被削弱。因此，現存于新堡的華人工廠大都經歷過規模縮減與業務調整。

2005年前后，港臺大型出口型企業紛紛退場之際，起先擔任這些工廠的大陸管理人員抓住機會，通過或租或買的方式取得了廉價廠房與二手設備，就此成為新一撥的工廠經營者。因此，目前新堡的華人服裝廠中大陸人經營的比例占多數，約80家，剩下40家為臺灣人工廠。

雖然也受到廉價的中國出口產品打擊，但新堡的華人工廠比上文提及的尼日利亞紡織企業更加頑強，憑借南非國內大型超市、連鎖店以及一些企業和機構的小額、短期訂單成功守住了自己的市場份額。當地的華人工廠主們表示，他們生產靈活、交付周期快，成本控制合理，因此能夠一直持續經營至今。

過去20年間，新堡華人服裝工廠始終位于南非國內關于創造就業與產業政策爭論的風口浪尖。

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終結后，由于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南非工會大會（Congress of South African Trade Unions）、南非共產黨（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結成“三方聯盟”在南非長期執政，南非的工會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擁有很大的政治話語權和政策影響力。2003年成立的“全國服裝產業議價委員會”（National Bargaining Council for the Cloth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簡稱NBC）就是一個例證。該議價委員會旨在提高全國服裝生產部門的最低工資標準，進而削減地區間報酬差距，并要求企業主強制執行。

為了回應上浮的工資以及工會的罷工活動，新堡的華人工廠也組織了好幾次“資方罷工”以示抗議，即集體關門停業。由于工資是當地工人的唯一生機來源，因此“資方罷工”后，工會往往會與華人工廠達成妥協，要求恢復生產。

在新堡的華人工廠看來，“全國服裝產業議價委員會”里面的資方代表大多是來自富裕的西開普地區的大企業，它們主要生產利潤豐厚的奢侈時尚類服飾。而新堡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處于相對欠發達地區，工人的技能和生產效率也較低，并且新堡華人工廠主要生產薄利多銷的中低端服裝產品，供應當地超市和連鎖店銷售。因此，華人工廠認為“全國服裝產業議價委員會”確定的最低工資水平非?！安还健?，決定訴諸法律行動。2013年，位于彼得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的高等法院宣告談判委員會和南非勞工部的行為非法，理由是談判委員會里面中小企業代表性不足，新堡的華人工廠可以不執行上述機構提出的最低工資標準。

鑒于南非失業率高達30%，勞資雙方“罷工”同時出現的奇特現象揭示出后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高失業率與強大工會之間的深刻悖論。就像工人們常說的，“半塊面包總比沒有好”。因此，部分南非學者呼吁出臺一種“包容二元”的工業政策，即在提高工人生產效率和薪資待遇、促進“體面工作”（decent work）的同時，也給低薪、低技術、勞動密集的企業留下生存空間。

性別在新堡華人服裝產業的勞工關系中也尤為突出。

縱觀全球工業發展史，我們常常將服裝產業與“工廠女孩”或“廠妹”（factory girls）聯系起來。她們十七八歲或二十出頭，尚未結婚，通常在工廠里勞作幾年后回到自己的家鄉結婚生子，開啟人生下一個階段。但筆者的訪談資料顯示，新堡的祖魯女工80%以上是年齡在20到50歲不等的未婚母親。當地的祖魯人將這些工人稱為“mama mabhodini”，意為“工廠母親”或“廠媽”。

研究南非社會經濟變遷的學者曾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南非經濟下行，很多礦業企業和白人農場開始大規模裁員，并通過機械化轉型減少薪資支出，隨之南非社會特別是黑人成年男性大規模失業，進而造成南非黑人家庭的分崩離析。由于失去了原先可以在礦區和農場的工作機會，南非黑人男性也失去了組建家庭的經濟基礎，新堡的“工廠母親”們便在家庭內部依賴不同代際女性成員之間的相互扶持，組建“以女性聯結的家庭”（the female-linked family）。

因此，雖然華人服裝廠并非導致上述女性互助家庭產生的原因，但祖魯女性這種家庭結構是勞動密集型的低薪制衣產業能在新堡等地發展存續的重要的社會基礎之一。在新堡，家庭中通常有一位女性進廠工作掙取一份工資，另一位女性留守家中，進而實現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的責任以及完成她們勞動與情感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