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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航天飛機計劃退役以來，美國已將載人航天的領導權交給了俄羅斯，俄羅斯一直將宇航員送到國際空間站。由于缺乏任何現有的載人航天能力，美國已經讓宇航員乘坐俄羅斯火箭搭乘國際空間站。更尷尬的是，五角大樓將依靠俄羅斯制造的火箭發動機在未來幾年發射軍用衛星，同時為聯合發射聯盟，波音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合資企業以及馬斯克的企業提供支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貿易為競爭雙方的軍事聯盟提供了補充。美國在特朗普當選之前，就開始對中國采取更為強硬的路線。奧巴馬政府以明確的反華言論刻畫其貿易政策。《新聞周刊》2015年10月12日寫道：

“TTIP和TPP都是關于美國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為與中國競爭建立的聯盟的......簡而言之，這兩個協議都被看作是美國和中國為制定21世紀貿易規則而進行的競爭。“

在2016年2月15日發送給白宮電子郵件中，奧巴馬總統坦率地將TPP視為反對中國的措施，以影響全球貿易規則的零和競爭：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必須確保美國 、而不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 ，作為編寫本世紀世界經濟規則的人......目前，中國希望制定亞洲商業規則。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的競爭對手將可以隨意忽視基本的環境和勞工標準，使它們對美國工人有不公平的優勢。我們不能讓這種情況發生。我們要負責制定規則。“

為了捍衛TPP免受民粹主義批評，奧巴馬政府動員了國家安全官員和外交政策人士，稱該協議是由美國領導的全球反華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2017年1月，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譴責特朗普基于地緣政治理由撤出TPP的決定：“我擔心的是我們將亞太地區委托給中國。”

特朗普政府蹂躪了TPP，而TTIP由于國內在歐洲和美國的反對而處于休眠狀態。在“ 總統的2017年貿易政策議程 ”中，特朗普政府不認可冷戰結束后其前任的多邊主義偏好“美國第一”貿易方式：

“20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致力于貿易政策，強調旨在促進外貿慣例漸進式變化的多邊和其他協議以及遵守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結果]我們發現在很多情況下，美國人在全球市場處于不公平的劣勢。在這種情況下，是時候采用一種新的貿易政策來捍衛美國的主權，執行美國的貿易法，利用美國的杠桿作用開放海外市場，并且商定更公平，更有效的新貿易協定。”

特朗普政府的批評者經常把他的經濟民族主義描繪成災難性的重商主義，可能導致貿易沖突和世界大戰的不可控制的漩渦，這忽視了特朗普及他的雙邊協議顧問，與奧巴馬的多邊方式具有相同的目標：阻止美國國內和全球市場份額進一步流入到中國政府支持的公司手中。

作為其對中國經濟戰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拒絕將中國劃分為“市場經濟國家”，這是中國在加入條約下已經聲明了的權利。 “中國制造2025”為了中國的利益而獲取外國技術的藍圖震驚了國會中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他們都在考慮擴大美國對外投資委員會對中國投資的審查，其中涉及外國參與者的兼并和收購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經濟制裁是第二次冷戰時代另一種大國對抗的手段。就俄羅斯而言，美國的制裁政策側重于迫使俄羅斯和外國個人和公司為其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的政策受到懲罰。美國財政部的外資控制辦公室監督針對俄羅斯金融，能源和國防部門等的制裁。特朗普希望與俄羅斯改善關系，但俄羅斯與美國在ISIS和其他共同威脅方面的合作，受到2017年夏季國會頒布的對俄羅斯更嚴厲的制裁措施的阻撓。

第二次冷戰中沒有世界大戰，馬列主義的激進思想在地緣政治競爭增加了意識形態色彩，美國和英國建立了一種臨時的資本主義國家聯盟，包括白人至上的德國與日本帝國主義者（Japanese imperialists）。而第一次冷戰時期則分化為共產主義國家和反共產主義國家。

有人認為第二次冷戰涉及全球意識形態的斗爭，即自由資本主義與新威權主義的較量，而普京和特朗普都是新威權的象征。這種論點的一種說法認為自由資本主義是支持“基于規則的自由全球秩序”，以及各種各樣的國家資本主義或經濟民族主義，他們之間也存在競爭，而新的“北京共識”則對政治和經濟自由造成威脅。

這是沒有說服力的。美國的盟友包含了埃及的軍事專政，沙特阿拉伯的君主專制政體。普京的強人政治更像是北約盟國土耳其的埃爾多安，而非中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出現類似中國建制派的裙帶關系的時期，是在克林頓和布什執政期間，而非民粹主義的外來者特朗普時代。

應該從宏大的歷史視野看待今天的冷戰。其前身第一次冷戰是二十世紀的第三次世界大戰，通過軍備競賽，代理人戰爭，經濟戰爭和意識形態戰爭間接地進行的，因為傳統戰爭和核戰爭的高成本阻止了直接的軍事沖突。

1914年至1989年間的世界大戰，起源于德國和俄羅斯對歐洲控制權的爭奪。歐洲霸權對柏林和莫斯科來說都是必要的，它們可以把國家從單純的地區力量轉變為超級大國，其規模可以與美國競爭。

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目標是統治歐洲。而希特勒更激進的選擇是一個巨大的“種族純粹”的民族國家，“雅利安”先驅定居在東歐和俄羅斯的一個新的農業中心地帶，斯拉夫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從此種族滅絕，這是對美國的一種嘲諷。

1945年以后，蘇聯憑借其在歐洲東部的霸主地位成為第二個超級大國，紅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征服了德國。如果沒有東歐（包括東德）技術人員和產業，僅俄羅斯即便包括蘇聯從沙俄繼承的外圍國家，也可能只是一個區域強國。如果西歐富裕但弱小的國家，特別是西德可能被嚇倒成為中立國，蘇聯的經濟基礎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這反過來又可能允許西歐的貿易和投資進一步加強蘇聯的實力。

雖然柏林和莫斯科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分子是前三次世界大戰的煽動者，第二次冷戰是當代唯一的全球大國：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追求無限制的全球霸權，以及中國和俄羅斯對其的抵制造成的。

“進攻現實主義”是米爾斯海默推行的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變體，認為在一個沒有主權的無政府主義世界中，國家將傾向于盡可能多的積累相對權力。大國永遠不會覺得自己足夠強大和安全。俗話說“最好的防守是好的進攻”，或者如梅·韋斯特的觀點是:“好東西多多益善。”

納粹德國力圖成為超級大國就會演變為赤裸裸的侵略，與瘋狂的種族主義陰謀論分不開。但像弗里德里希·諾曼和馬克斯·韋伯這樣的德國自由主義者支持德國的霸權，這個中歐集團可以在二十世紀對美國人，英國和俄羅斯帝國保持自己的地位。如果方案的另一端是德國和歐洲對盎格魯撒克遜人或俄羅斯人的臣屬，那么德國對歐洲的征服就可以合理化為一種自衛。

現在我們知道，二戰后斯大林沒有侵略西歐的計劃。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他認為德國和日本的最終復蘇將引發新一輪類似前兩次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內部戰爭。蘇聯要堅持擴大共產主義集團的機會，并準備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幸存下來，這可能會會從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之間的沖突開始，從這個角度來看，蘇聯影響力的機會性擴張是預防性的。

在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毫不猶豫的將北約擴張到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邊界，作為美國未來可能對俄羅斯的對沖方式。我們同樣沒有理由懷疑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的官員真的認為消滅薩達姆、卡扎菲和阿薩德，并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扶持親美統治者將改善美國的安全。同樣的道理也可以解釋，美國為什么要繼續成為東亞無可爭議的軍事霸主，而不是中國。

一個國家認為這是預防措施，其對手則視之為侵略。這就是米爾斯海默所說的“大國悲劇”。正是在這種悲劇性的背景下，美國對全球霸權的追求必須被審視。毫無疑問從莫斯科和北京的角度來看，華盛頓在自我保護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作法，和美國努力包圍和遏制俄羅斯和中國是一致的。

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認為，把看似無關的美國政策主題（包括北約擴張，美國中東戰爭，支持“顏色革命”、以及急于“鎖定”自由貿易規則等等）聯系起來會形成是一種感覺，即美國在享受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的世界秩序方面只有短暫的機會窗口，中國的長期崛起以及西方財富和權力的擴散，正不可避免的削弱美國的影響力。那些將當代中國與20世紀的德意志帝國相提并論的人看走了眼，當代中國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沙俄：巨大、耐心和逐漸現代化。而美國的所作所為則和德意志帝國一模一樣，德國精英們擔心俄羅斯財富和權力的增長使德國的計劃不可能實現，他們只有很短的時間來實現歐洲霸權。

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對中國實力崛起的擔憂，促使美國幾屆政府匆忙采取草率行動，以鞏固全球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在過去的30年里，那些想要建立美國全球霸權的努力都失敗了，美國的時間不多了。

因此我的第一個觀點是，第二次冷戰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在第一次冷戰后爭奪全球霸權，并招致了中國和俄羅斯對它的抵制。我的第二個論點是，如果美國將勝利定義為克服抵抗、特別是克服中國的抵抗以實現美國的全球霸權，那么美國在第二次冷戰中將被擊敗。

根據那些“新冷戰斗士”的言辭，美國的目標應包括以下幾點：中國接受美國對東亞的永久統治; 中國接受沒有其參與的、由美國及其歐洲和亞洲盟友起草的世界貿易規則; 俄羅斯默許美國和北約在其邊界永久存在，并把克里米亞還給烏克蘭。

無需爭辯，看這些地緣政治目標是不可取的，因為這些目標無論好壞都不可能實現。讓國家參與不能完成的任務必將導致失敗的屈辱。讓我們仔細研究美國主流外交政策的這些目標：

1）中國接受美國在東亞的永久軍事霸權。

在20世紀90年代的冷和平20年期間，美國的外交政策專家有時可能會聽到說，盡管中國人可能會抱怨，但他們最終會默認美國在東亞營造的和平，因為它為他們服務商業利益或阻止了日本的軍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