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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小小雨】

2021年新學期伊始，中小學校園發生了一些新變化：手機不能進校園了，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實施了，全員導師制開始試點了。一系列新政策的出臺對于學校教育和學生管理來說，無疑是大大的“利好消息”。

隨著兩會的召開，教育議題繼續霸占社會關注的熱點榜。“全面取消小學生家庭作業，推遲放學時間”，“建議禁止在職中小學老師有償補課”，“ 建議禁止在職中小學老師有償補課”，“只關注升學率國家會沒有核心競爭力”，等等。諸如此類的提案和議案屢屢見諸報端。

教育部新規，中小學生原則上不帶手機進校門，于是有些學校專門為學生設立“養機場”，靈活管理。圖自視頻截圖

不過，全國政協委員馬光瑜的提案，引發了頗多議論，也點出了當下教育的一個核心問題——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邊界。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名一線中學教師，對此也心有戚戚焉。

說實話，我的心情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減負”“全面發展”依然是全民關注的教育熱詞；憂的是，“減負”固然好，但如果一切改革措施只是“為了減負”，流于形式或“一刀切”，反而更有可能讓師生的負擔“明減暗增”，整個社會對教育的焦慮最終仍會“轉嫁”到學校教育和教師身上。

以放學時間為例，馬委員的提案中提到小學放學時間過早，建議“推遲小學放學時間，與父母下班時間相一致”，這一建議的初衷是很好的，讓小學生做完作業再回家也符合教育部改革的大方向。但一旦涉及問題追因、以及如何制定有效解決方案，就必須考慮更復雜、全面的因素。比如，全國各地中小學在放學時間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就上海而言，學生的放學時間不算太早，每天在校的最后一小時，多數學校也會安排豐富的體鍛課或活動課。再者，“父母下班時間”因家庭而異，父母是否選擇親自接送孩子也是因人而異，若只是以“推遲放學時間”的措施來解決問題，不免顯得有些簡單粗暴。畢竟，學生只要在校，教師就要管理，學校的老師們本身也是家長，他們身上背負著“雙重壓力”。

又如馬委員所說，“取消家庭作業不等于不讓孩子學習，而是寫作業的地方在學校，改作業的人是老師，而不是家長，家長主要負責學業以外的其他教育”“要厘清學校與家長的責任邊界”。我對這個觀點舉雙手贊成，其中提到的“責任邊界”一詞，恰恰也是我們教師群體十分關心的話題。

學校教育的責任邊界究竟在哪里？

從教八年多來，我深刻地感覺到自己的“開學焦慮”正逐年遞增。沒錯，不僅僅學生懼怕開學，老師也一樣。現在才開學第二周，在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狀態下，身邊的同事們先后開始出現口干舌燥、頭暈乏力、暴躁氣短等不同程度的“開學綜合癥”，一下班、一到周末就只想在家“葛優癱”。可能大家不禁要問，老師們的時間和精力都花在了哪里？

如今現實中，這個答案顯然更為復雜。一線教師們越來越清晰地感受到，學校教育的責任邊界并不清晰，多數教師長期處于高壓、焦慮狀態中，而這種焦慮并不來自于教書育人本身，大家熟知的“備課上課改作業答疑”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已。

首先，教師的工作時間并沒有明確“邊界”，毫不夸張地說，有時甚至是24小時待命。早七點至晚五點，基本上是全國教師們雷打不動的在校時間，寄宿制學校的工作時間更長，老師們有時還需夜宿學校。在校工作時間內，并沒有固定午休時間，老師們的“午休”往往是匆匆扒上幾口飯之余，全部貢獻給了學生答疑或午自修管理，有時還要參加各種工作會議。有時賭氣地想想，社會在呼吁教師待遇與公務員一致時，教師的午休時間能否向公務員看齊呢？

然而，更令老師們感到心累的事情還未必發生在上班時間，離開校園后，老師的工作并沒有結束，學生群、家長群、年級群、班主任群、工會群，各種閃爍的微信消息“裹挾”了本屬于自己和家庭的寧靜夜晚。曾經聽一位同事說，班上有一位家長工作很忙，往往要到半夜才能結束，于是這位班主任老師的微信上便時常出現半夜兩三點的家長留言，一大早回復后，又要到半夜兩三點才能得到回復，如此循環往復。即使溝通方式極不合理，但老師出于教育工作的職責，無法對此說不。

要是班上有個別特殊學生，班主任更是膽戰心驚。另一個真實的故事是：一位班主任在晚上十點接到家長的電話，說一言不合孩子賭氣出走，老師二話不說，直接趕到孩子家附近幫忙尋找，而這位老師自己的孩子也才幾個月大。類似的故事并不是個例，幾乎每個夜晚都有無數老師加班加點。

當然，選擇了教師職業，一切為了學生，這是天職。但是，這些工作無法完全量化，也不可能完全納入績效，所有老師秉持著教書育人的責任與情懷在堅持著。人們總說：“真羨慕老師每年有三個月帶薪假期！”殊不知，對于每天超長時間“待機”而身心俱疲的老師們來說，這些假期如“救命稻草”般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