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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科幻迎來了新的繁榮期。新元素、新作家、新市場不斷涌現，并持續對新的題材、形式、主題與風格，進行著百花齊放式的探索。在這個領域之內，存在著不同的發展脈絡，但彼此之間又存在著共性。共性或來自于，這一批科幻作家和科幻迷們共同經歷了中國現代化歷程中異常劇烈而又復雜的一段轉型時期，而科幻的視野與想象力，往往正源自于這樣的變革過程中。不同之處則在于，每一個人親歷這一過程的方式和體驗都各自不同。正是現代中國自身的復雜性，造成了中國科幻的豐富多樣性。

本文首先簡要勾勒自晚清至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現代化歷程中，中國科幻與“中國夢”之間的關系；繼而進一步聚焦于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轉型對于“新生代”科幻作家創作的影響，并通過具體的文本分析，深入探討這一時期作品中的三個代表性議題：空間形象、種族形象與英雄形象；最后，借用詹姆遜“民族寓言”的概念，展現出當代中國科幻中的文化政治維度。

中國科幻與“中國夢”

科幻小說反映的是現代資本主義所開啟的工業化、城市化與全球化進程，對于人類情感、價值、生活方式及文化傳統的沖擊，而西方科幻中最為常見的那些創作素材——大機器、交通工具、環球旅行、太空探險——也往往直接來自于這一真實的歷史過程。然而，當這種文學形式在二十世紀初被譯介到中國時，它則更多時候是作為一種與“現代”有關的幻想與夢境，以督促“東方睡獅”從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舊夢中醒來，轉而夢想一個民主、獨立、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

為了達到民族復興的宏大目標，像魯迅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們看中了科幻小說，相信這種看似天馬行空的文學形式，能夠“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從而“導中國人群以進行”[1:164]。這一“進行”的動作，建立在“鄉土中國”與“現代中國”這兩個世界之間的二元對立之上——在一種進化/進步的時空觀之下，野蠻與文明，傳統與現代，神話與科學，中國與“世界”，被想象為截然二分的兩重天地。而科幻小說，則以“科學”與“啟蒙”的現代性神話，在“現實”與“夢”、此岸與彼岸之間，搭建起一架想象的天梯。與此同時，這些“中國夢”又因歷史和現實條件的制約而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并在“夢”與“現實”之間呈現出無法輕易跨越的裂隙。

譬如，在陸士諤發表于1910年的《新中國》中，主人公陸云翔一覺睡醒，來到四十年后（1950年）的上海，目睹中國富強進步的景象，并聽人告知，多虧一位“南洋公學醫科專院”留學歸來的“蘇漢民博士”，發明了“醫心藥”和“催醒術”這兩項技術，使得中國人從過去渾渾噩噩，沉迷于賭博鴉片的落后狀態，轉變成文明開化的現代國民，“國勢民風，頃刻都轉變過來”[2：31]，而政治改革與經濟建設也因此突飛猛進。依靠現代科技的發明醫治人心，不僅令中華民族重獲新生，甚至得以超越現代資本主義文明自身無法解決的弊端。因為在作者看來，“歐洲人創業，純是利己主義。只要一個字享著利益，別人餓煞凍煞，都不干他事。所以，要激起均貧富黨來。”而自從此“醫心藥”發明之后，中國人個個大公無私，“純是利群主義。福則同福，禍則同禍，差不多已行著社會主義了，怎么還會有均貧富風潮？”[2：38]以“科學幻想”替代政治文化變革，從而完成“改造國民性”的歷史命題，甚至得以“趕超”于西方文明之上。在這樣的想象中，科學技術本身便扮演著現代性神話的角色。

陸士諤所著《新中國》一書中，載有上海浦東召開世博會，地鐵，越江隧道和黃浦江大橋等奇思妙想。

新中國建國之后，中國的科幻小說，依舊延續著晚清以來中國人對于“現代化”這一宏大敘事的激情與信念。除了科普教育的職能之外，這些作品亦描繪出一幅關于未來的美好藍圖遠景，從而賦予當下以歷史前進的動力。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鄭文光創作于1958年的《共產主義暢想曲》。小說第一章描繪了國慶三十周年（1979年），“共產主義建設者”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組成游行隊伍，用各自的科技成果向祖國獻禮，其中包括“火星一號”宇宙航船模型、把海南島和大陸連在一起的瓊州海峽大堤、將海水變成各種工業產品的海洋工廠，以及將天山的冰川融化，使沙漠變良田的“人造小太陽”……甚至隊伍中還有“散花的仙女”，“捧著桂花酒的吳剛和月中嫦娥”，以及“在云端里上下翻騰的龍”，當然，這些奇觀背后都有著“飛車”和“無線電控制”等高科技作為支撐。面對此情此景，主人公不禁感慨：“噢，科學技術的發展，把人引到什么樣的神話境界里啊。”[3：36]

以科技進步取代政治變革，推動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這種天真爛漫的熾熱激情在1978年之后那個“科學的春天”再度迸發出來。由葉永烈創作的《小靈通漫游未來》，通過一個孩子漫游“未來市”的形式，展現出對于工業化與城市化建設的美好暢想。[4]這本薄薄的小書據說首印就有150萬冊，并迅速引發了一股科幻小說出版的熱潮。今天看來，這部作品其實依舊延續了晚清“未來記”中“鄉土中國”與“現代中國”的二元對立。小靈通乘坐一只氣墊船前往“未來市”，“未來”在這里與其說是時間性的，不如說是一個平行于“現實”的異次元世界。在未來市中，人們吃的各種農副產品，是從“農廠”的流水線上制造出來的，“人造大米”和“人造蛋白質”不僅安全無害，而且口味以假亂真。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將農業生產工業化，“農村”形象亦不知不覺從“未來市”的地圖中被抹去了。未來市的人們戴著“電視手表”，開著“飄行車”，住著一兩百層高的“塑料房子”，從事著記者、教師、工程師一類體面的腦力勞動，從而徹底告別了泥土里刨食的生活，這種愿景恰正應和了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對于“四個現代化”的熱情。

《小靈通漫游未來》，通過一個孩子漫游“未來市”的形式，展現出對于工業化與城市化建設的美好暢想。

然而頗為吊詭的是，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推進，這種充滿夢幻色彩的激情在科幻小說中卻逐漸消退，仿佛是從理想主義的空中花園中落回了現實的大地。1987年，葉永烈在一篇名為《五更寒夢》的短篇小說中，描繪了一個寒冷的上海冬夜。主人公“我”在沒有暖氣的屋子里凍得難以入眠，不禁腦海中冒出一連串氣勢磅礴的“科學幻想”：利用地熱、“人造太陽”、“把南北極倒一個個兒”、甚至“用大玻璃罩將上海罩起來”，讓上海的冬天變得溫暖如春。然而，工程是否能被批準，能源和材料從何而來，是否可能引發國際糾紛，諸如此類的種種“現實問題”，使得所有天馬行空的科技奇想都遭遇無情否決。“豈止是‘戴著草帽親嘴——離得遠’，現實小伙跟幻想姑娘之間隔著十萬八千里哩!”[5]這種遙不可及的距離感，展現出的是一個中國人正在從“共產主義暢想”中醒轉來時的不安與不適。

九十年代與“新生代”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冷戰終結，中國加快步伐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意味著一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在經濟、社會與文化領域的全面展開。如汪暉所說：“通過生產、貿易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改革，中國日益深入地加入到世界市場的競爭之中，從而內部的生產和社會機制的改造是在當代市場制度的規約之下進行的；另一方面，商業化及其與之相伴的消費主義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表明國家和企業對市場的精心創制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事件，相反，這一社會過程最終要求用市場法則規劃整個的社會生活”[6：58-59]。在九十年代中國文化語境中，這一過程被表述為“市場”對于“傳統”的沖擊——這里所說的“傳統”，既包括保留在“鄉土中國”之上的日常生活形態，也包括國家舊有的、以平等為取向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