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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0日，吳作棟先生在香港舉行的“中美經貿關系：現狀與前景”論壇上發表了題為“是發展，還是災難？”演講。

【文/吳作棟】

我將從一個小國的角度，來談談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多邊主義的話題。新加坡很小，我們的貿易額是GDP的三倍。我們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如果沒有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體系，我們甚至可能無法生存，因為我們的人民會沒有工作。

所以，我對這個話題感受很深。我們的世界正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我們談論的是全球變暖、氣候變化。我認為，我們在全世界也目睹了“政治變暖”，如果不加以控制，它有可能會引發全球政治氣候的變化。因此，我看到兩種可能的未來，一種是走向災難，另一種是邁向發展。

去全球化是走向災難

有兩種全球性趨勢有可能導致災難，即去全球化，以及也許讓全球秩序分裂的脫鉤。全球化使我們所有人受益，但我們現在看到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一個就是國際收入的不平等，而這很難解決。根據其本身的定義，全球化意味著競爭。競爭就是最有能力和最優秀的人會勝出，無論奧運會、體育運動等，都是如此。那些不怎么優秀的人則會落在后面，而國家落在后面的結果，是造成合法或非法的移民。大家可以看到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向歐洲的移民，可以看到美國邊境以南穿過墨西哥的移民。但這是國家之間的收入不平等。一個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引發社會的焦慮，讓政客們要么解決這個問題，要么抓住機會贏得選舉，這些人可以被稱為“民粹主義政客”。

現實一點說，我們應該努力重組我們的經濟結構，并搞清楚哪些就業崗位在流失。為迎接新經濟，我們必須訓練人才，現在的技術導致了許多人失業，造成進一步的收入不平等。再分配是最簡單的辦法，利用關稅向消費者征稅，然后進行再分配，只要你愿意這么做。但如果是給富人減稅，就沒有什么額外的資源來做再分配了。不過，最重要的是解決國內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教育、家庭支持和技能培訓，要讓人們能夠自立。

不幸的是，從歐洲和美國來看，我認為并沒有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政治家們并沒有開始行動。政客們聲稱，他們的不滿其原因是來自外部，是全球化造成的?！叭蚧瘖Z走了我們的工作，我們一定要把它們奪回來?！?

因此，人民表達他們的恐懼。這些是真實的恐懼，因為他們無力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在英國，他們選擇了脫歐，盡管脫歐不是針對全球化，而是針對“歐洲化”。在美國，“美國優先”引起很多人的共鳴。在法國，“黃背心”在街頭引發騷亂。最近，右翼和民粹主義團體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占據了上風，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英國。

民粹主義政客一直在利用這種不滿情緒。他們指責國家、外國投資、進口和移民造成了他們國內的大部分問題。因此，我們目睹了一種針對全球化的內向型民族主義情緒。從多邊主義到民族主義，再到單邊主義，從開放的全球經濟到有選擇的保護主義，這些都是問題，是我們必須警惕的趨勢。我并不認為國際社會將全面轉向保護主義，但我認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可能會采取有選擇的保護主義，保護至關重要的產業。

我有時擔心，在為分配全球化金蛋而爭吵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殺死下蛋的金鵝。

今天上午，我聽了關于美中戰略競爭的討論。在北京清華大學的“世界和平論壇”上，我提出必須要盡我們的一切所能，來扭轉這種災難性的趨勢。眼下兩頭大象正在打架，至少，一頭大象把另一頭大象看成了威脅。當你認定對方是潛在的敵人時，這個人或者國家就必定要未雨綢繆。雖然雙方一開始也許并不是敵人，但由于另一方的敵意，被當作敵人的一方就會讓自己成為敵人。

中國是威脅嗎？

這正是我們大家都試圖避免的潛在沖突。我們這樣的小國是不是完全無能為力呢？不是的。在北京，我呼吁要形成“緩和的聲音”。它不是一個集團，或者一場新的運動，而是說像我們這些了解中國和美國、了解沖突與挑戰的人，我們必須要對適當的受眾發聲。這個適當的受眾就是美國的當權者，他們不怎么到處旅行。我們必須找到他們能接受的敘事方式，讓他們明白中國不是敵人。

我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和你們許多人一樣，我去過中國很多次。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早年到過那里的人都知道，在30到40年的時間里，中國已經自我轉型，已經成長了。所以，中國有什么必要把這一切都毀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