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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知”一詞的原文為nabi’a。阿語中，也用該詞稱呼伊斯蘭教的開創者默罕默德。中文將該詞翻譯成先知，讓我們產生了誤會，以為該詞的含義是：

替人民大眾發現真理的人，因為思想敏銳、眼光深刻，所以比蕓蕓眾生更具前瞻性，是偉大的思想家。

根據新中國樹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我們都懂得，釋迦摩尼等各大宗教的創始人，都是智慧超群之輩，他們感受到時代的困難與不公，具有巨大的悲憫心，因而生發出新的信念，試圖通過新的信念創造更好的社會。他們比我們普通人先一步看到人類面臨的問題，因而我們稱之為“先知”。毫無疑問，他們的思想是在繼承前代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是在人的腦子里形成的，是人創造的思想，是人類智力活動的結果。

然而nabi’a根本不是這個意思。它源出naba’a，該詞作為動詞意為“告知，通知”，作為名詞意為“消息”，到了現代還演變出“新聞”、“報道”的意義。如，vekalet naba’a就是“通訊社”。因此nabi’a——先知一稱與思考、覺悟無關，與人類的思想活動無關，與人探求真理的努力無關。那個詞的意思就是“通知消息的人”，甚至可以理解成“消息”本身，即，nabi’a是人形的福音，是福音本福，每次有一位“先知”出現，就意味著上帝的福音本體出現了。

至于“使者”（英文譯為Messinger），原詞mursal，意思更加微妙。其原型詞為irsal，意思為“發射，放出”，例如“發射戰略導彈”的“發射”就可以用這個詞。該詞又延伸出多種意思，包括寄出、派遣等意思。同時，通過變形或者變音，還衍生出各種相關的詞匯，形成一個詞匯的組群。如risalatun，為“信件”、電子郵件的“郵件”，是個日常詞。

mursal是irsal的被動名詞，意思是“被發出的、被傳送的”。衛星傳播的“信號”一詞乃是該詞的陰性形式，mursalt；該詞一旦發音為mursil，便是“派駐編輯”。而mursal被賦予了一項重要含義——“使者”、“使徒”，那意味著，使者不是主動出發的，是被上帝發射出來的。他們并不單純是替上帝傳送神意的人，他們本身就是被發射出來的信號。

1956年好萊塢彩色大片《十誡》中的臺詞：“要聆聽摩西說話，他是替上帝的意愿發聲”

艾文將孔子定義為“信使先知”，是說他是上帝發射到人間的一枚戰略導彈，也是快遞給中國的一片移動硬盤，孔子被投放到中國之后，便口吐蓮花，傳達圣音，于是中國人民通過孔子知道了上帝給這個“帝國”單獨打造的一套設定，從此虔心信奉，腦子里再進不了其他的信息。

按照這種設定，孔子本身就是上帝的消息體，他出現就意味著上帝的消息來了。他“述而不作”，但講出的都是上帝想讓他說的信息，沒有一句是他思考得出的結論。因此，文中說，他是“古代思想道德的載體”。

載體的原詞nagil，直譯“運輸工具”，由“運輸”一詞變音而成，有點近似大乘、小乘的“乘”。艾文的內在邏輯是，“古代思想道德”也并非中國先民在生產斗爭中總結出來的成果，而是上帝早早就降下來的。大概是神意降得未免太早了一些，萬能的主考慮到時光倥傯，怕沒有把那套關于“中華帝國”的設定鑿實在中國人的心里，中國人可能會迷途而不知返，所以在二十五個世紀前又發射了一枚移動硬盤，這才搞定了中國方面的局勢。

話題回到當今的中東世界，當我們明白了那里竟是把孔子當做上帝發來的電子郵件，才能懂得達都什為什么會想象出秦始皇與孔子的一對一沖突。在達都什的理解里，秦始皇把中國從多個王國組成的聯邦第一次變成了統一的帝國，于是，他按照一神教的思路，推出了那樣一套邏輯：

上帝是為了證明它在中國的設定上是來真的，才又創造了另外一個工具——秦始皇，讓他具體實現了孔子帶給人間的“預言”。然而，秦始皇明明在實現上帝的意旨，卻并不理解神意，反而壓制孔子帶給中國與世界的“真相”，但最終孔子的“智慧”和“哲學”勝利了，成了歷代政府的政策基礎和中國人的心靈基礎。孔子的勝利，恰恰證明了上帝的意旨無論怎樣都不可違；所以，孔子的勝利也是必然的；而上帝之所以設定出秦始皇，讓他在不清楚神意的情況下完成神意，又詆毀神意，也是上帝有意彰顯其意旨不可違。

在此，我們看到典型的一神教在咬定神意不放松時的閉環思路。

影片《十誡》中，埃及法老與摩西對峙

“大神孔子”

艾文的那般設定，肯定讓中國讀者非常生氣，覺得是一種不敬。然而，實際上，伊斯蘭世界目前就是如此定義孔子，而且絕無輕慢之心，相反，是給予他最高的尊敬和榮譽。

須知，亞伯拉罕三教的虔誠信徒絕對不能承認，孔子學說的關鍵部分是他思考的成果，他所繼承的前代智慧，也是先人思想的結晶。原因在于，如此的觀點違反了“上帝是萬能的”、“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真主至大”、“認主獨一”的觀念，即一神教的基石。我們都誤以為“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是指創世紀、諾亞方舟一類古早事件。實際上，那一信條非常絕對，其真實含義是，一切存在與將存在的，都只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類的思想。所以，人類的任何觀念，任何思想，任何行為，都是上帝制造的結果，也都是上帝意志的體現。

達都什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無疑是個讀書人，但卻困在那一整套唯心主義思想里。他給同胞們如此解釋儒教的來源：

“儒家與道教和中國的其他信仰同樣，其存在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數深奧的亞洲宗教都給宇宙賦予一種精神的性質，而且那是一種自在的精神，也許無需依靠（造物主的）創造（即，沒有經由上帝創世就存在了）。故而宇宙從最初的混沌中自我創造出來，然后通過兩種相互矛盾的元素‘陰陽’的交混作用來調節其成分，于是它的演變過程會無限循環，直到今天我們也仍然在見證其影響。”

原文中的“halg”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詞，它是動詞halgan的詞根。halgan作為動詞是“創造，新創”之意，同時衍生出“上帝創造”、“上帝讓誰出生或者讓某物出現”的意思。由之變化出的haalig則為“造物主，上帝”。halg既是“創造”一詞的詞根，同時還寓意“萬物”和“人類”、“本性”。在這里，我們看到一對并列的詞匯：haalig——作為造物主的上帝；halg——上帝的創造活動，以及經由上帝創造出來的萬物，包括人類。這一對詞匯可以說表明了一神教的一項要點，即，世界是一種非常簡單的二元制，由神與其所創之物形成。意味深長的是，由詞根變化出的hulug，乃是“道德，品格，本質”，在阿語中是常用詞，也就是說，人類的道德同樣是上帝的手搓產品。

既然中國沒有神話宣布，儒學與道教是上帝打了一個響指之后出現的，對達都什來說，那就是起源不清楚。但他接受了當代人文思想的熏陶，抱著開放與多元的態度，于是，他那么理解：

亞洲（在中東，該詞往往就是指東亞，甚至就是指中國）的思想里不存在上帝創世的信念，而是存在陰陽學說，那么，中國人想必是認為，儒學與道教都是宇宙在陰陽變化（原文為tahlig，是halg的變體）里產生的。不管是上帝創造也好，陰陽變化也好，反正都是人類所不能理解也無法控制的神秘力量搗騰出來的。

這位熱心知識的作者就是想不到，儒學與道教都是人類思想和實踐的產物！

既然人類的思想與觀念，人類的一切智慧，都不是人類動腦子想出來的，而是上帝創造的，他隨便瞧中了哪個人，把某一條觀念或者某一套觀念塞到那個人的心里，那么，我們人類歷史上的一切重要角色，就只能是載具，是被發射出來的信息包、被彈射出來的快訊小窗了。

因此，一神教的經典里反復出現的情節是，某一個時刻，某關鍵人物忽然就“知道”了某件重要的事，其不是通過觀察和推理而發現實際情況，卻是上帝嗖地就在他或她的心里灌入了那條消息，于是該人的心一下就亮了，掌握了某一條真相，還高聲宣布出來。

一神教還有一項核心內容為，最重要的神學經典都不是人的作品，而是上帝通過某種形式降下的神諭，最典型便是四部《福音書》，據基督教的理論，那是天使一字一句口授給四位“使徒”的。

十六至十七世紀意大利巨匠卡拉瓦喬的《圣馬太與天使》，表現一位天使從天而降，向使徒馬太口授福音，而馬太則將其書寫下來

正是在如此的信仰里，伊斯蘭教將亞當（阿丹）、亞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薩）等關鍵人物均認定為mursal——使者，即上帝發射的福音。而默罕默德則是“使者們的尊長”，因為他本人也是安拉的使者（Almirsal），是最后一位“封印先知”。

如此的信條激發出許多極其尖銳的沖突。其中一項重大爭論是，人類能不能通過自身的努力，通過改良、革命與斗爭，通過文明的進步，擺脫困難與不公，實現全體的解放，創造一個美好的、理想的社會？讓我們中國人難以置信的是，對于亞伯拉罕三教的主流信徒來說，答案是“不能”。理由就是，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只有他能夠創造一切，所以，讓人類脫離苦難，也只有它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