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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國的印度屬民

印度人在解釋何以其國家如今那么貧窮時，有個固定說法：那是因為英國幾百年的殖民活動把印度的財富都掠奪走了。英國殖民者對印度次大陸實行了瘋狂的奴役和掠奪，制造了無數慘禍，但是，印度人與英國殖民主義活動的關系也因為印度帝國這個“帝國分公司”的存在變得非常復雜。

隨著英帝國主義的擴張活動，印度人出現了世界范圍的擴散，這其中有狐假虎威的“印度帝國”公務員，也有為謀生遠渡重洋的窮苦勞工。在殖民時代，印度人盡管始終不算英國公民，卻獲得了“英國屬民”（British subject）的身份。二十世紀初，南非的白人移民排華排印，當時在南非的華人曾經與甘地等印度人聯合行動，一致采取甘地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結果，華人遭到了驅逐，印度人卻因為擁有英帝國屬民的身份，讓南非當局達成了部分的妥協。

眾所周知，英國為了實行在印度本土以及全世界各殖民地的統治，揀選部分印度人，實行各種領域的培訓，把他們培養成多種類型的統治助手、有職業能力的良好屬民、警察與軍人等等。這就造成印度精英帶上了買辦集團的特性，該特性一直延續到今日，其最矚目的景觀便是次大陸的上等人才在西方的政界和商界頻繁獲得成功。

英國首任印度裔首相蘇納克和夫人（圖片來源：ICphoto）

英國依靠其訓練的印度屬民作為在各殖民地的統治副手，也使得印度人與其他殖民地人民的關系相當復雜。對很多非洲人來說，印度人曾經是二鬼子，比英國主子還狠，以致一度有“遇上戴包頭的‘辛格’和眼鏡蛇時要先打死‘辛格’”的笑話。實際上，至今，印度人在非洲還在享受大英帝國留下的紅利，在一些非洲國家主導著銀行業等重要領域。在海灣地區，南亞人也活躍在不同層次的領域里，從珠寶商、香料商，到出租車司機、酒店服務員，數量之大遠超其他群體，在通俗文化等領域，印度人也有明顯的影響。

在海灣做小生意的印度人（圖片來源：半島中文網）

尤其值得仔細梳理的是，無論是在印度帝國，還是在其他殖民地，都出現了英國殖民活動的受益群體，沙遜家族便是一個典型例子，而類似的例子還很多，包括尼赫魯家族、布托家族，都是作為印度帝國的助理統治者而積累了驚人的財富與政治資本。

此外，一戰期間，英國征發了一百多萬印度部隊，在法國戰場與德軍作戰，在西亞與奧斯曼軍隊作戰……傷亡慘重。在外人看來那不算什么光榮的歷史，但卻影響了印度人對于世界歷史的感受，覺得他們深度參與了世界歷史的洪流。

因此，當代印度人對自身的認知與定位，對歷史與世界的感知和結論，很大程度上是英國殖民史的產物。不過，印度人卻炮制了一套信念，堅信：英帝國炮制的印度帝國，并非是英國殖民者的作品，相反，是自古以來的古老印度的延續，是古代早就存在的一個偉大和不朽的國家。

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印度歷史學家欣多爾·圣古塔的《印度當前最大的難題，是怎么才能配得上這種“偉大”？》

文章侃侃而談，印度“成功超越了它的舊殖民統治者英國，并預計在 2030 年左右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因此，“印度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它應該具備什么條件才能配得上這種‘偉大’”？它能給世界帶來什么？”作者意氣風發地指出，辦法是“印度文明優越論”，把今日印度具有的一切良性特征，包括民主，都說成是印度文明從來就有的基因，在印度文明里早就存在。

 文中有一處闡述特別具有代表性：

“在印度的文明敘事中，對古代世界的借鑒更為深入。在主張其對印度洋的權利時，印度重申了歷史上最杰出的王朝之一朱羅王朝（Cholas）的歷史。這個曾經位于印度南部的海上軍事強國，自公元1世紀前后起的1500年里，依靠大國實力統治這片區域，將印度教的信仰、習俗傳播到整個東南亞地區。”

作者在講，不是英國人為了自身目的打造了印度帝國，也不是英國人把印度洋打造成印度帝國的內湖，而是我們歷史上有個偉大古國早就“統治了這片區域”。該作者稱“朱羅王朝在公元一世紀前后就建立了，持續了一千五百年”；接著說“朱羅王朝統治了印度洋靠近東南亞那片區域”，然后再把“印度洋靠近東南亞那片區域”，偷換成“印度”統治過整個印度洋。就這樣，他便建立印度子虛烏有版本的“自古以來”：印度自古就統治著印度洋，長達一千五百年，所以今天的印度對印度洋有“統治權”。

該文中的這樣一段值得注意：

“莫迪還喜歡用梵文短語‘vasudaiva kutumbakam’來描述印度的世界觀，意思是‘世界都是我的家’。在這一點上，他呼應了從尼赫魯到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阿塔爾·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這幾位印度政治家，他用這句話來解釋印度的自我投射。”

只有明白西方人迷信的“成吉思汗帝統論”，才能看破這段話的真正意思。印度人是暗暗盜用了西方人的“歐亞大陸存在一個帝統”的理論，然后捏造文明傳統里的基因，推出一個印度版本。

印度人推出“婆羅多總統”的稱呼，醞釀改國名為“婆羅多”，其中隱含的一種自我定位很有可能就是希望面繼承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成果，然后用附會的古代文明成果去修飾、去掩蓋，最終用民族主義的思潮來宣揚“Make India Great Again”。

印度人坦然地“我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但是，我們在好笑之余，應該發出引申的思考。今天，有一整套關于印度文明以及亞洲文明的概念，什么雅利安人，印歐語系，梵文，莫臥兒帝國等等，我們耳熟能詳，出口成章，在長期灌輸之下，也就以為圍繞那些概念的各種敘事都是有憑據可查的信史。

但另一方面，眾所周知，印度沒有歷史記錄，歷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要靠中國古代史料來確定其歷史，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經常能差上幾百年。所有那些我們深信不疑的結論，什么雅利安人攻入印度，什么印歐語系，都是怎么研究出來的？《吠陀經》和《奧義書》之類所謂古代經典，怎么確定它們真正是古老的？所謂“梵文短語‘vasudaiva kutumbakam’”，怎么確定它是古代流傳下來的遺產，怎么確定它的歷史有多長？怎么證明巴拉特——婆羅多的稱呼究竟是哪個時代出現的？那個詞稱真的很古老嗎，具體有多古老，有什么證據證明它的古老程度？印度連歷史記錄都沒有，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西方學者怎么研究出了那么一套印度古代文化史，還把古代印度的歷史推得那么早，仿佛人類文明的根源之一？

也許在探究這些概念的時候，我們需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到了一個全面清算西方殖民主義的時刻，人類文明與世界歷史的研究領域也呼喚著中國學者更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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