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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治維新的日本通過國家主導的市場化改革逃脫了這場悲劇，贏得了與歐美海盜國家在亞洲殖民地市場的叢林競爭。日本這個彈丸小國居然能夠贏得這場叢林競爭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懂得利用國家組織能力與愛國主義來從事市場經濟。福澤諭吉號召日本民營企業將國家利益凌駕于公司利益和個人利益之上，高呼民族重于利潤。認為商業界需要武士道精神，需要武士而不是重利的商人。

因此明治維新期間流行的日本企業家精神，是“勿問經濟能為你做些什么，且問你能為經濟做些什么”，他們總是把利潤一律重新投入工廠，對工作懷有巨大熱情。這種精神一直延續到二戰日本戰敗以后很長時間，以至于今天人們看到的日本工人、技術員和企業家的團結精神其實皆來源于此。

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鑄造廠（資料圖）

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和企業家將公司看成是為百姓連接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橋梁和媒介，是經濟參與者履新職責并表現出個人對國家效忠的中心渠道。1908年，一位銀行總裁俊介指出：“效忠和熱愛祖國的精神不僅限于君主和臣民之間的關系，它還表現在企業業主和雇員之間的關系中。”那個時期的企業家們希望從農民中招收的工人成為“企業戰爭”的士兵并分享“實業家”的榮耀。

明治維新時期形成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工業化進程，提升了日本的民族精神和社會共榮風氣，而且在明治結束以后繼續發揚光大。比如1930年代一家日本民營自行車廠的公司規章如下：

——為了幫助國家實現工業化，我們將努力以兄弟情誼組織勞動大眾發展社會事業。

——為了促進廣大消費者的利益，我們將致力于建立生產銷售自行車的最佳機制。

——我們將不遺余力地保護每一個有關成員的利益，確保他/她生活無慮。

——為了促進工廠、銷售站和代理商的共同利益，我們將努力使整個企業精誠團結、眾志成城。

——每個成員都將一心一意地努力促進全體成員的利益并時刻將整體的要求銘記在心。任何人不得做有違整體利益的事情。

這家工廠的《廠歌》這樣寫道：不管四海波濤多么兇悍，任潮水肆虐泛濫，萬眾一心堅如磐石，團結一致用鋼鐵般肩膀力挽狂瀾。正義的力量和勇士的胸膛，助弱扶強，兄弟情誼可赴湯蹈火，萬眾一心自豪昂揚。盼望和諧共處的烏托邦，實現我們那高尚的理想，啊！萬眾一心永放光芒，熱情激蕩萬事輝煌。

一百年前的1922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在《中國問題》一書中指出：日本學習歐洲列強提倡國家主義，它的杰出領袖們認準一種產業政策便大力推行，很快從一個無法抵御外辱的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工業化強國，廢除封建，收權于中央，創建強大的海軍，打敗了中國和俄國，吞并了朝鮮，滿洲和內蒙古也淪為了日本的保護領地，大力發展工商業，普及義務教育，宣揚崇拜天皇，人為地制造對天皇的崇拜。

羅素認為日本實行的西方式工業化所導致的內在經濟邏輯和必然采納的地緣政治戰略，一定會導致“全面入侵中國”，并且指出日本民族的特性注定了它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兇殘的敵人。羅素還指出雖然都是黃種人，日本民族與中華民族天性迥然不同，認為西方人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所有罪行日本不僅會再犯，而且其邪惡程度會加倍，因此他在1920年代就警告中國人必須永遠警惕日本人。

羅素還認為如果中國學習西方列強和日本，變成一個尚武的基于愛國主義的軍事重商主義國家，那么一定能夠崛起成為一個超級工業化大國。但是這樣一來西方人就會遭殃，而且會使中國摧毀自身的崇尚和平與藝術的幾千年道德主義文明。

面對辛亥革命以后繼續在西方戰爭資本主義掠奪政策與自由貿易騙局打壓下奉行開放政策的中華民國，羅素指出：“中國如果不變成尚武的國家，或者西方列強不變為社會主義國家，那么中國的經濟難免要為外人所控制，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在本質上形成了弱肉強食的關系，無論是在本民族內還是在民族之間。但是如果中國變為尚武的國家，對世界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終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社會主義在歐美取得勝利。”

讓羅素沒有想到的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了勝利。這對于全人類，尤其是對奉行對外掠奪的歐美資本主義世界來說，其實是一件好事；因為如果當時超過4億的中國人效法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式的軍事重商主義、殖民主義對外掠奪道路而實現工業化，而不是通過一種公平、正義、不對外殖民擴張的社會主義方式實現工業化，那么毀滅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估計早就開打了。

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為什么只有中國成功了？

問題在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通過舉國體制從事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現代化建設，以此對抗戰爭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與市場擴張政策，雖然大大提高了中華民族的組織動員能力，并為中國打下了一個初步完善的工業化體系，但在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全球商業競爭、科技競爭與軍備競賽方面，仍然無法迅速縮小與發展了500年戰爭資本主義的西方的差距，尤其是日常生活水平方面。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半個世紀后的1980-90年代，所有當年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和反殖民、反侵略戰爭而獲得獨立解放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都面臨市場化改革的必然任務。計劃經濟是一種不計成本、不貪圖利潤、強調公平分配的福利經濟，這從當時中國大多數企業、機構、單位甚至農村社隊都盡量辦自己的托兒所、衛生院、養老院，大學都有自己的附屬小學與中學，可以看出來。而且后來的“市場化改革”首先就是企圖去掉這些福利包袱——這使得俄羅斯90年代的人均壽命陡然降低了近10歲。

眾所周知，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中，中國是最成功的，是唯一成功復制西方工業化歷史上三次工業革命的國家，因為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完全忘卻了西方國家當年通過強大國家能力所主導的市場經濟和軍事重商主義而崛起的歷史，把它們在進入20世紀以后才由于共產主義運動的倒逼而實現的民主選舉和福利社會，當成是西方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發跡的迷信和靈丹妙藥。

當然，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也不可能不受到這種錯誤意識形態的影響，只不過由于鄧小平時代對“四個堅持”的堅定奉行，和一大批在國防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頂大梁的國有企業的存在，而沒有像東歐國家、拉美國家、非洲國家那樣犯顛覆性錯誤，將當年社會主義時期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戰略性國企全部私有化。市場經濟的強大之處在于能夠充分發揮隱藏在民間，尤其是民營企業中的巨大創造力，而忽視這種創造力正是蘇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失敗的根本原因。但是市場經濟不能否定國企的頂梁柱作用，因為市場經濟賴以運作的所有公共產品，比如電力和運輸基礎設施，基本都來自于國企。

這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忘記了在歐洲列強工業化歷史上曾經大量依靠國有企業的頂梁柱作用的歷史，比如威尼斯兵工廠對于威尼斯的崛起，葡萄牙國家艦隊主導的十三次大航海遠洋探險對于葡萄牙帝國的崛起，荷蘭與英國上百家由皇室主導的海外特許公司對于這兩個日不落帝國的崛起，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每一次產業升級與技術吸收方面起決定性作用的國有企業對于日本的崛起，等等。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通過保留國企順利完成了公共產品的充分供給，又激發了私營企業的發展活力。圖為電力工人在靈紹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紹興換流站進行檢修作業，來源：科技日報

中國進行了大大刀闊斧的國企改革，以適應市場經濟下利潤導向的經營目標，但是并沒有一刀切全面私有化國企，使得中國能夠在市場化改革以后，順利完成中國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幾乎一切公共產品的充分供給，比如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網，現代化的供電網和自來水供應網，廉價的高等教育體系與醫療體系，現代化的軍工體系與航空航天工程，等等。

歐美日工業化歷史上普遍奉行的愛國主義，以及中國自身在改革開放前通過萬里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所激發出來的愛國主義，由于受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改革開放后的媒體宣傳和基層治理中，沒有很好地繼承或者根據新的國際形勢做出應有的調整后繼續發揚光大，而是在一些方面干脆放棄了——比如市場化以后的醫療和教育領域。

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一些經濟學家和民營企業家們，誤以為單靠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人的自私自利行為，就能成就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奇跡，無需愛國主義和政府的產業政策，無需每一個企業和個人自覺承擔和肩負起救國救民的社會義務與責任。這是一種相當的不幸。

雖然新自由主義思潮一度成了主流，但是中國民間仍然有強大自發的愛國主義傾向，一大批民營企業家在創新領域走到了全球前沿，讓中國制造走向世界，使中國人揚眉吐氣。然而需要強調的是，在當前中美競爭的背景之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又到了腹背受敵的關鍵時刻，這種自發的愛國主義精神需要在更多、更廣范圍內得到弘揚。

缺乏愛國主義的私人資本，在國家競爭中根本不愿與國家和民族同患難，一有風吹草動就紛紛出逃。同理，缺乏愛國主義的基層政府部門，便會常常濫用監管執法權力，隨意打壓民營企業，違背 “為人民服務”的行為宗旨。

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化改革以后的經濟崩潰和瓦解，更是由于愛國主義的嚴重缺位，不僅民營企業缺乏愛國主義，就連執政黨都放棄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樹立起來的愛國主義傳統。

大變局：呼吁愛國主義企業家精神回歸

沒有愛國主義意味著什么？其實兩百多年前，中國和印度是相似的，兩者都不具備發生工業革命的市場條件和愛國主義精神。而市場的缺乏，當然是因為“市場創造者”的缺乏。對于印度來說，這種缺乏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市場和市場創造者的情況，在19世紀英國殖民者已經在印度修建鐵路之后變得尤為明顯，因為雖然所修建的鐵路在當時是全亞洲最先進的鐵路網絡，但即便如此，100多年過去了，印度依舊沒有依靠它出現工業化；因為它缺乏組織起來的國家，和由國家力量去調動人們利用鐵路系統的能力。

當時的中國和印度一樣。雖然17世紀和18世紀的中國和印度比英國人口要多很多，但手工紡織業市場卻很小很分散，因為各個村莊之間和它們與其它國家之間的運輸成本如此高昂。換句話說，中國和印度紡織品家庭作坊都是自給自足的，小型孤立的，和高度分散與本地化的，并缺乏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由這個政府所扶持的商人階層，來幫他們開拓統一的國內外市場，來組織生產和銷售以及原材料供給。

今天的中國之所以比俄羅斯、烏克蘭、南斯拉夫、巴西、印度更加成功，不是因為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比這些地區的民營企業家更聰明，而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通過抗日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立國的國家，在改革開放時沒有完全放棄毛澤東時代創建的國家能力與獨立自主精神，因此在改革開放以后，在為自己的民營企業打造全球市場、組織遠距離商業貿易和物流運輸方面的能力更強——比如沒有像東歐國家那樣自廢武功，一刀切地私有化所有國企——從而擁有比其它發展中國家更加能夠迅速提供市場所需的電力、港口、公路和高速鐵路的國有企業，也有像華為這樣把大量積累用于研發的愛國民營企業，還有像曹德旺這樣樂善好施的愛國民營企業家。

中國1978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和民營企業的誕生，本該如八路軍出發奔赴抗日前線那樣：“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肩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可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好多地方政府機關、學校、醫院和民營企業直到今天也沒有意識到，改革開放與抗戰一樣是國家和民族存亡的戰爭，就像鄧小平當年在決定改革開放時說的，是為了要重新“殺出一條血路”。

當然，商業是更加和平的戰爭，發展市場經濟需要擁抱西方，然而這并不能掩飾工業化背后的國家競爭本質。這種競爭并不總是和平的，而是充滿刀光劍影的。資本主義誕生以來500年的西方戰爭史與國家競爭史就是證明，英國與荷蘭之間爆發的四次英荷戰爭就是證明，兩次鴉片戰爭就是證明，兩次世界大戰就是證明，日本明治維新之路也是證明。

毋庸置疑，發展壯大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經濟發展偉大成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擁有強大的民營企業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大特點之一。但是，今天的中國在實現工業化的路上正面臨來自美國和西方陣營的遏制、打壓和巨大競爭壓力，因此更加需要向曹德旺這樣的企業家情懷，這種情懷是構成企業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

1961年，美國總統肯尼迪向美國人民和民營企業公開呼吁：“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而要問一下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么。”如果就連資本主義國家都在號召民企為國家著想，社會主義國家難道不更應該如此嗎？當下，中國正處于大國競爭的歷史時刻，需要向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呼吁——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而要問一下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么。

注釋：

【1】文章中關于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思想家的引文主要來自著名美國社會學家里亞-格林菲爾德的名著《資本主義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第三部分“日本之路”，張京生、劉心義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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