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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俄烏沖突、政治亂局、金融市場波動……近年來國際地緣政治和經濟領域動蕩層出，對歐美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全面沖擊，也讓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意識到，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路徑有多么重要。從打造區域性經濟合作框架，到建立更緊密的外交聯系，發展中國家開始抱團取暖，并努力在國際舞臺上發出自己的聲音。

這其中，中國和東盟的合作堪稱典范。2020年，東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21年，雙方同意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今年是中國提出建立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雙方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跳出了西方此前主導的單級秩序，成功避免了零和博弈帶來的兩敗俱傷。

展望未來，中國與東盟還能在哪些領域深化合作？這類合作會對當今國際秩序、提高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探索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新模式產生哪些影響？觀察者網對話了馬來西亞前交通部長、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詩杰先生。

【對話/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今年3月10日，美國硅谷銀行宣布破產，進而引發歐美金融市場波動。發展中國家由于抗風險能力較弱，常常成為此類風險的犧牲者，比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就是前車之鑒。從這個角度來說，發展中國家如何在當下歐美主導的國際政治和金融秩序中避免這種風險？

翁詩杰：從二戰結束后到今天，整個國際金融體系，有哪一次不是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一有動作，發展中國家不跟著遭殃的？只要美聯儲加息，發展中國家必定跟進，這也意味著民生將受到沖擊。包括東盟在內的許多區域，至今在貿易結算與金融活動所用的貨幣主要還是美元。雖然很多人說“去美元化”看到了苗頭，但不能算是成氣候。今天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越來越高，這是新氣象，是好事。

我再舉一反三，自2020年以來，全球面對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當許多國家陷入水深火熱的狀態時，美國曾主導建立、作為“領頭羊”的全球治理體系，有沒有提供任何領導？我看到的是整個治理體系幾乎陷入癱瘓狀態。

不管是抗疫相關的知識還是物資，美國都沒有積極主動地站出來提供。反倒是中國，當時全球第一個經歷疫情的國家，在第一時間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最需要的防疫物資，包括疫苗等，緩解了許多國家當時面對的壓力。

翁詩杰主席接受觀察者網對話

所以我認為，當前所謂的全球治理體系，包括金融、公共衛生等領域，全球南方國家根本就沒有話語權，往往陷于被動，同時還得聽命于美國和一些所謂居于全球領導地位的西方國家。面對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心生不滿，是必然的。其實大家都在摸索，能否走出一條新的道路？這并不為過。我認為不應該將這種嘗試看成是“洪水猛獸”。

觀察者網：發展中國家可以說是舊國際秩序的“叛逆者”，從不結盟運動、77國集團到15國集團，再到金磚國家以及各類地區性國家聯盟，發展中國家一直努力團結起來增強抵抗力。特別是近年來在歐美興起的“逆全球化”浪潮，騰出了部分國際治理的空間?！澳嫒蚧睍前l展中國家的新機遇嗎？

翁詩杰：我的看法比較謹慎，與其說是提供新機遇，倒不如說是一次“新長征”的開始。我們必須正視現實，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地位始終居于弱勢，抗風險能力也相對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

問題的核心是，歐美國家為什么要搞逆全球化？明明他們過去都在積極參與全球分工，巴不得能夠從新興國家榨取勞動力、掠奪資源，使之成為西方國家產業外包的主要供應國?？僧斝鹿谝咔閬砼R時，歐美國家才驀然發現供應鏈都不在本國，再加上國內的失業率越來越高，民怨四起、選票流失。

面對這些情況，歐美政府肯定要甩鍋、找替罪羊，第一個要找的，當然首推具備全產業供應鏈的中國。說白了，歐美的逆全球化其實跟地緣政治脫不了干系。在歐美的影響下，許多國家也緊跟風向，紛紛掀起了一股經濟民粹主義，而且日趨成為各自國內的政治主流。這一點實在令我們擔心。

觀察者網：美國經濟學家、《亞洲時報》副主編大衛·戈德曼上個月在觀察者網的對話中提到，“隨著全球南方國家經濟步入正軌，也就是當人們從每天掙2美元到掙10美元后，這將提供強大的增長動能。”發展中國家占世界人口比例約為60%，這部分市場潛力釋放出來后，確實能量驚人。如果從這個角度預測，發展中國家消費能力提升后，會給全球市場格局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會再次刺激新一輪全球市場繁榮嗎？

翁詩杰：我個人認為，戈德曼把問題簡單化。他并沒有完全體會到發展中國家的民眾，尤其是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發展中國家雖然占全球人口的多數，可消費能力的占比卻不成比例。就算這些國家的民眾，每日收入如他所說翻了5倍，難道消費力就自然會提升了嗎？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發展中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大國感冒、小國遭殃”的承受方。在東南亞，通貨膨脹與物價高漲，已令一些國家民不聊生，幾乎挺不住了。試想：當普通民眾連吃飯都出問題的時候，哪還有閑錢來消費？

《經濟學人》：2021年東盟國家消費者支出結構中的食品消費占比

觀察者網：2022年，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大背景下，東南亞國家實現了5.5%的亮眼經濟增速。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曾預測，2030年東盟將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能否請您結合親身經歷來談談，東盟國家未來10年的經濟發展潛力？

翁詩杰：就剛剛提到的這個預測，事實上我們東盟最大的經濟體印度尼西亞，已經在摩拳擦掌，研究他們未來可能躋身全球前五大經濟體的前景。一個印尼尚且如此，更何況是整個東盟的經濟體量？

整體來說，東盟10國的發展水平不一，經濟形態不盡相同，同時也存在同質競爭。畢竟這幾個國家具有同樣的氣候、物產等，自然會形成一定程度的競爭。但其積極面是，東盟具有堅實的共同利益基礎。1967年五個東南亞國家最初組建東盟，是在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背景下，基于政治上抱團的共同利益而成的。走到今天，東盟最大的利益公約數卻演變成經濟合作，盡管它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合作組織。

經歷過這次新冠疫情的考驗，我們看到以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產業有飛躍性發展，相當耀眼。相信數字經濟的基礎建設會是一個異軍突起的產業，可供深耕。即便是傳統基建，由于泛亞鐵路的東南亞段還沒有完成，相信這仍會有一定的需求空間。此外，中國和東盟還可以在其他領域開展合作，比如公共衛生領域，尤其是防疫物資和疫苗的生產和研發。

有一點令我感受良深的體驗是，發展中國家不能永遠作為別國產品的傾銷市場。這不意味我們不需要外國產品，但重點是要打造本國的原創品牌。我認為這是中國可以參與給力的?，F在大家都在熱議發展數字經濟，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跨境電商。中國在數字經濟領域已經有很成熟的產業鏈，各種各樣的程序apps應用琳瑯滿目。這些產品登陸東南亞市場，在商言商，當然無可厚非。

另一方面，我認為中國企業能不能考慮，基于他們成熟的技術，與中國周邊比較弱小的經濟體，和當地的本土大學、科研機構等進行研發合作，給他們的自主研發“扶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