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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無論誰說抗日都要上黑名單，甚至當共產黨抓起來，舉兵抗日的軍隊都被破壞。

這樣換來了什么？是日本人得寸進尺。要的已經不僅是東北，也不僅是華北，而是全中國，連英美的勢力范圍也在內。攘外必先安內已經完全失去依據，妥協退讓已無路可退，整個社會猶如火山爆發。

蔣介石被迫調整政策，開始秘密派人與共產黨聯系。為什么不敢公開聯系？首先是日本人不讓，再就是他的手下還在“剿共”，只能悄悄的。

1935年底到1936年初，蔣介石先是對蘇聯大使提出國共合作；又派陳立夫、張沖轉道歐洲去蘇聯，希望建立中蘇抗日同盟，但他們剛到意大利就被日本間諜發現，嚇得蔣介石急忙召回；蔣令駐蘇聯武官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負責人聯系，王明要他找國內的；蔣介石又找宋子文，要他幫助打通聯系渠道，宋子文找宋慶齡，宋慶齡給他推薦了董健吾。

董健吾公開身份是牧師，實際是中共秘密黨員、特科成員，還是宋子文在上海圣約翰大學的同學，宋家購買古董字畫的高參。孔祥熙給董健吾親筆簽署了一個“財政部調查員”委任狀，蔣介石接見他講談判條件。動身時，宋慶齡交給他一大包云南白藥，因為她聽說紅軍缺止血藥。

這年初，宋慶齡等幫助買了一部大功率電臺，通過地下黨秘密運到陜北，有大電臺就可以同遠方的共產國際聯系了。[7]還帶著一位到過陜北的隨員張曉華，連董健吾都不知道他也是秘密黨員，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派的。他們過西安時被張學良審出秘密，得到南京方面證實后，派飛機把他們送到膚施（就是延安），又派一個騎兵連送到瓦窯堡。[8]

紅色牧師董健吾

他們到瓦窯堡時，毛主席、張聞天、彭德懷等帶領紅軍東征，在山西石樓，只有博古留守。毛主席讓董健吾到石樓面談，但董急于回南京復命，未能去石樓。3月4日，毛主席、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發給他一份電報，提出5條談判意見：一是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是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是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邁進；四是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是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9]

董健吾走時，為了表達對宋慶齡的謝意和敬意，讓他給宋慶齡帶回兩樣禮品：三枚刻著鐮刀斧頭圖案的銀幣，還有一套紅區的紙幣。[10]

張子華從陜北回去得晚一些。他帶著任務回南京后，5月份秘密會晤了陳立夫的代表曾養甫，對我們3月份提出的5條意見答復4條：一是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作戰；二是共方武裝參加抗戰待遇同中央軍；三是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是共方可選擇一些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11]從這4條來看，蔣介石還是有誠意的，既表示要一起對日作戰，又愿意給紅軍平等地位，對我們黨的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的態度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1936年7月10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二中全會，會前中共中央專門致書說，我們隨時都準備同貴黨任何組織、任何中央委員、任何軍政領袖進行關于合作救國的談判，在會上宣布后產生了積極反響。蔣介石在報告中說了句硬話：“中央對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也采取了強硬態度，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未曾有過的。

但對我黨的回復卻變了調子，提出與原先不同的4條：一是尊奉三民主義；二是服從蔣委員長指揮；三是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是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12]由比較誠懇的合作條件，變成了對中共及其紅軍的政治要求和約束。

對這個變化應當怎么認識？毛主席指出：我們愿意和南京談判，現在還是繼續這個方針。應當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和他談判，我們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以國民黨、蔣介石作為今后談判的主要對手，口號是停戰議和請蔣抗日。如果國民黨軍攻擊我們怎么辦？

毛主席說，目前階段實行他不來攻我不去打，他若來攻，則一面堅決作戰，一面申請議和。對蔣介石部隊和其他部隊，實行先禮后兵政策。[13]當時我們還在黨內發秘密文件指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中心口號依然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一個重大轉變。

日本人希望蔣介石聯日防共，蘇聯希望蔣介石聯共抗日，之前蔣介石是聯日防共，此時在聯日防共和聯共抗日之間徘徊不定，中國共產黨希望從逼蔣抗日順利發展到聯蔣抗日。

為了形成更大的政治力量，促進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主席還致信南京政府軍政要員宋子文、邵力子、孫科、陳立夫和王均、朱紹良、毛炳文等，力陳抗日救國大義，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多次寫信給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等，對他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佩；還分別寫信給地方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傅作義、宋哲元、馮玉祥、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等，做他們的工作，爭取他們支持。[14]這個階段，是毛主席一生寫信的第一個高潮，第二個高潮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了。

但事態發展并不如愿，蔣介石不到山窮水盡時真的改不了，逼蔣抗日最后還是要兵戎相見，用硬手段。

1936年5月初，潘漢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回國，王明給他的任務是國共談判聯系人。他在香港與陳果夫聯系，中統二號人物張沖到香港見潘漢年，又陪他到南京與曾養甫密談。曾養甫轉告潘漢年：我們的談判對手是毛澤東，你是王明所派，只代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不能代表國內的中共當局，建議他去趟陜北，帶來毛澤東的意見。[15]

潘漢年8月回到陜北匯報了情況。10月中旬，依據毛主席親自擬定的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到上海與陳立夫會談，得到的竟是與此前完全不同的4條：第一，既愿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錄用，黨內與政府干部可按材適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部服務；第四，如軍隊能如此解決，則你們所提政治上各點都好辦。[16]這已經不是談判，而是要收編，核心是解除共產黨的武裝，我們不可能接受。

發生如此大的變化該怎么辦？毛主席認為，對蔣的問題，現在還沒有把握，蔣不一定是始終不變的，根據情況的變遷，有可能逼他與我們聯合。[17]

毛主席的認識如此堅定，在于他不只是看蔣介石一時怎么想，而是從大勢所趨看問題，看本質和規律的決定性。在面臨亡國滅種危機和日本同時傷及其他列強利益時，這樣一個政治人物怎么辦，要看必然。

當時，蔣介石不僅口頭上變化，還派出胡宗南部等十幾個師，要殲滅我軍于黃河以東的甘肅和寧夏邊境地區，他還親自趕到西安督戰。1936年10月27日，他在陜西省長安縣王曲軍官訓練團訓話時說：革命軍人要分清敵人的遠近，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黨，這是東北軍必須要打的敵人，日本離我們很遠。如果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就是遠近不分，內外不分，是非不分，緩急不分，本末倒置，便不是革命。[18]

他講完之后，引起許多東北軍軍官大罵，反應非常激烈。從他的話看又倒回去了，不再承認之前的共同抗日，而是把堅決抗日的紅軍當成主要敵人，主要矛盾完全顛倒了。當時他與我們往來，只是為了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日本的退讓，以鞏固他的統治。[19]

在這種情況下，國共談判只能暫且畫上休止符。這也留下了一個歷史謎題，蔣介石為什么會變卦？上世紀50年代，與高崗、饒漱石案同時的“潘漢年案”，第一大“罪狀”就與此事有關。主要是說潘漢年在1936年的國共談判中，投降了國民黨，充當國民黨特務，在黨內從事內奸活動，論罪該殺。1982年復查時，認定這是冤案，徹底糾正并恢復名譽。

解放后，潘漢年曾任職上海市副市長

問題在于，如何理解蔣介石為什么變化如此之大？

有個客觀原因，兩廣事變逼迫蔣不得不分兵南顧，但到9月底事變平息后，背上的刀子暫時被拔掉，位居半獨立諸省之首的粵桂湘三省俯首聽命，蔣介石自認為這是史上鮮有的大功業，內部抗日要求造成的壓力減弱，他又可以騰出手來集中對付紅軍和共產黨了，所以過去的誠意和承諾也就不算數了。

只要有可能的話，用武力消滅共產黨還是蔣的第一選擇。其實毛主席對蔣也沒存更多幻想，8月底就指出：估計蔣在西南問題解決后，將出兵到西北，還有分化東北軍，撤換張學良之企圖。[20]從蔣介石一生的歷史來看，這樣翻云覆雨、無底線的政治投機，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還有一個更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就是前面講的，在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統治集團受控于帝國主義主子，有千絲萬縷的利害利益關系，很難直起腰來，不可能如現在的人們想象的那樣，做到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最深厚的愛國力量在人民當中，統治集團反而要對外妥協投降，對內殘酷鎮壓，蔣介石就是一個這樣的典型樣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這個根本立場問題，只有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站起來的新中國才得到解決。

蔣介石一定要打怎么辦？懼怕退讓是沒有用的，那就奉陪到底吧。主要矛盾明確，方針是逼蔣抗日，要打就打，要談就談，爭取達到目的。

[1]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頁。

[2]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2頁。

[3]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6頁。

[4]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1頁。

[5]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2-33頁。

[6]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頁。

[7]任石平、郭寶主編：《數風流人物——1936年紅軍東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頁。源自張震回憶《參加東征》。

[8]葉永烈著《國共風云——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7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0]葉永烈著《國共風云——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頁。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411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413頁。

[15]葉永烈著《國共風云——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7頁。

[16]原載《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會談后，寫給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報告，這4條是報告中內容。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414頁。

[18]葉永烈著《國共風云——毛澤東與蔣介石》，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頁。

[20]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八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69-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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