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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序列中，朝鮮半島的命運與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朝鮮半島的安危同時也是中國的安危。從明萬歷年間發生的萬歷朝鮮戰爭(1592-1598,又稱壬辰倭亂)，清光緒年間的甲午戰爭（1894-1895）、清宣統年間的日俄戰爭（1904-1905）、中華民國時期的抗日戰爭（1931-1945），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朝鮮戰爭（1950-1953），每次朝鮮半島的危機都將中國卷入其中。在所有這些戰爭中，沒有一場戰爭是中國主動發起或主動介入的。在日本入侵中國東北、華北及此后的全面侵華戰爭（1931-1945）中，也有許多的朝鮮兒女以中國為根據地從事針對日本殖民者的武裝的和政治的抵抗運動，并直接參與了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無論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國家形態如何，中國與朝鮮半島因地緣、文化和歷史的緊密聯系而不得不承擔相互依存的命運。2017年底，在中韓關系因薩德問題而呈現僵局之后，文在寅總統選擇12月13日即中國為紀念南京大屠殺而設立的唯一國家公祭日訪問中國，并在首場訪華演講中提及對于中國經歷的這場悲劇，韓國人“感同身受”。在朝美關系發生重大轉折之際，金正恩三次訪問中國并與習近平會見，也正體現了這一休戚與共的關系。

重新認識朝鮮與半島危機

重新認識朝鮮是重新認識東北亞狀況的必要步驟。由于社會主義體系的終結與從未終結冷戰的“冷戰終結”重疊而至，西方和隸屬于西方陣營的日本、韓國等都成為了“后冷戰”的勝利者。所謂冷戰結構的瓦解只是其中一極結構的瓦解，而其瓦解不過是為另一極結構的“全球化”提供條件。這一格局的意識形態后果就是反共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徹底正當化和美國霸權性存在的“自然化”與“無害化”——冷戰結束時，美國是唯一使用過核武器并在全球擁有近900個軍事基地的最大霸權，也是將核武器帶入東北亞并多次準備使用的冒險家，但在所謂“后冷戰”氛圍中，對于置身這一霸權構造內部的社會而言，美國霸權已經變成了“自然的”或“無害的”存在。

對于極為活躍的沖繩反基地運動，除了少數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群體，大眾傳媒鮮有人提及。與美國角色的“無害化”相反，朝鮮被普遍地描繪為最危險的、毫無理性的國家。（即便是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的中國，也時常被描述為“邪惡軸心”之一，時時籠罩在“崩潰論”與“威脅論”之間。）伴隨蘇聯的解體和中國的改革，冷戰時代的區域關系逐漸緩和，如中日之間、中韓之間、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系大幅度地改善了，但朝鮮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所有方面卻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困難和孤立。

在這樣的輿論氛圍中，朝鮮核危機的三大歷史根源反而被遮蔽了：

第一，作為朝鮮戰爭的結果，1953年分別由朝鮮與美國方面、朝中方面與聯合國軍方面正式簽署的《朝鮮停戰協定》及其補充協議不是終戰協定，而是停戰協定，亦即朝鮮半島的戰爭狀態并未因停戰而真正終結。美國駐韓軍隊自1957年起部署了包括戰術性核武器在內的進攻性武器；即便在美方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因美蘇核裁軍協議而從韓半島撤出核武器之后，美韓始終以絕對的軍事優勢對朝鮮保持威懾，其中也包括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核威懾。

第二，朝鮮發展核武器的動機是由冷戰末期和所謂后冷戰時期的戰略失衡所觸發的。停戰之后，南北分裂條件下的冷和平以美蘇相對均衡的對抗局面為前提，朝鮮核政策的變化正是冷戰結構的單方面解體造成的。在蘇聯幫助下，朝鮮于1959年開始建立寧邊原子能研究所，并在1965年建成第一個2兆瓦的小型輕水反應堆，其目的并非發展核武器，而是和平利用核能。在20世紀80年代，朝鮮開發了更大規模的天然鈾石墨氣冷堆，擁有了發展核武器的潛力。

1985年，美國通過蘇聯向朝鮮施壓，促使朝鮮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但伴隨蘇聯社會主義體系進入改革和危機的時期，尤其是1991年蘇聯解體，在經濟上高度依賴蘇聯支持的朝鮮陷入嚴重經濟危機，并處于后冷戰戰略失衡的時期。朝鮮轉向核威懾的目的是以自我保護為動力的戰略再平衡，而蘇聯解體所造成的核專家外流也正是朝鮮核技術得以迅速發展的直接原因之一。

第三，作為朝鮮的另一后援國，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與美國修復關系，并于1978年開始了經濟改革，其結果之一便是中韓于1992年8月建交。在中國與俄國和韓國改善關系的同時，不但中朝、俄朝關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驗，而且美國和日本并未改善與朝鮮的關系。在前所未有的孤立狀態下，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金日成、金正日一邊轉向核武器的研發，以作為安全與政治的戰略籌碼，另外又試圖尋找突破孤立狀態和變革的機會，但后一方面的努力不是被忽略，便是因外來壓力而終止。

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參與有關東北亞區域整合的討論，朝鮮從來不在其中，也鮮有學者論及朝鮮，似乎朝鮮就是一個真空地帶，一個等待其自行垮臺的政治體，東北亞問題可以對其忽略不計。由于朝鮮的孤立狀態，外界很難確切地了解和判斷朝鮮政治的變化，從而有關朝鮮政治不確定性的說法此起彼伏。但就朝美、朝韓、朝日關系而言，在過去二十多年中，美、韓、日因國內政治變化而顯現在對朝政策上的變化絕不比朝鮮更穩定。

在某些方面，朝鮮的狀態類似于中蘇分裂后中國的被孤立狀態，它在蘇聯解體之后經濟面臨極大困難的條件下，開始了通過發展核武器以贏得自身安全和國際地位的努力。朝鮮核危機的全部進程都是在孤立、圍堵朝鮮與朝鮮自衛、突圍的互動中發展的，如果大國、尤其是美國不能承擔責任，就難以解決半島無核化的危機。

美國優先的實質含義是力圖將其盟國吸納進美國霸權體系

美國的責任與各大國的角色

我們只要排列出半島核危機的幾次轉機及其失敗的序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1991年9月27日，在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總統任內，美國宣布撤除部署全球各地區的戰術核武器，其中也包括部署在韓國的戰術核武器，三個月后，即1991年底，南北雙方簽署了互不侵犯協定和《朝鮮半島無核化宣言》。一個月后，朝鮮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簽署了接受安全保障協議，并于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接受了該機構6次不定期核檢查。

但是，由于雙方在核查進程中出現分歧，導致朝鮮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這一危機局勢中，美朝舉行副部長級直接談判，并于1993年6月11日達成一個聯合聲明。1994年10月21日，美朝日內瓦會談達成《朝美核框架協議》，在朝鮮承諾凍結核設施的前提下，美國牽頭成立朝鮮半島能源開放組織，為朝鮮建造輕水反應堆并提供重油，但美、日、韓幫助朝鮮拆卸石墨反應堆和建造輕水反應堆的承諾一再拖延。2000年10月，在克林頓的第二任期內，金正日特使趙明錄與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實現互訪，但這一勢頭伴隨小布什的上臺而告終結。

在朝美關系因美國國內政治陷入僵局的時期，2002年9月17日，小泉純一郎成為第一位訪問朝鮮的日本首相，金正日與小泉純一郎代表雙方簽署了《朝日平壤宣言》。除了一系列合作協議和有關關系正常化的承諾之外，日本方面也就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及給朝鮮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害和痛苦表示反省與道歉。朝鮮方面也釋放善意，公開承認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綁架日本人質案的責任，并將其定性為“一部分特殊部門實施的國家犯罪”。然而，正如美朝關系受制于國內政治一樣，日朝關系的走向——無論是改善還是惡化——也同樣受制于日本國內政治。朝鮮方面承認綁架案的善意在日本鋪天蓋地的媒體轟炸中被再度妖魔化，朝日談判的曙光曇花一現。

2002年朝美圍繞核問題的對話陷入僵局：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宣布朝鮮與伊朗、伊拉克為“邪惡軸心”，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將朝鮮列為使用核武器打擊的對象之一。2002年10月，美國特使凱利訪朝后宣布：朝已承認濃縮鈾計劃，指控朝正在發展核武器；朝鮮隨即表示在半島局勢下有權發展核武器。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停止向朝鮮提供重油，而朝方則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不擴散核協議》。美國拒絕與朝鮮進行直接談判，雙方互信面臨崩潰。在美方的游說下，中國以三方會談的方式為朝美溝通提供條件。“從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舉行了一輪中、美、朝三方會談和六輪有韓國、日本、俄羅斯加入的六方會談。

過程充滿曲折，但對話使得朝核態勢基本維持在可控范圍內。六方會談中所形成的三份文件——2005年的《9·19共同聲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為通過對話談判和平解決朝核問題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礎。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協議在達成后卻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變故往往得不到執行，會談常常陷入破裂，局勢一再地卷入螺旋上升的緊張狀況”。六方會談是一種妥協形式，參與談判的大國盡管都要求朝鮮棄核，但各自利益不同，難以步調一致地行動，其中美國無視朝鮮的安全關切是一個主要障礙。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所謂南北統一問題就是北方并入南方的問題，即所謂德國模式——這一模式不可能為朝鮮所接受。

朝鮮半島和平契機的根據

在雙邊和多邊談判遭遇困境的時刻，美國方面宣稱：朝鮮核問題的轉機只能來源于制裁。但是，朝鮮戰爭以降，美國及其盟國一直對朝鮮實施制裁，直到今天，為什么從未生效？在冷戰時代，朝鮮是東方陣營的一部分，西方的制裁不可能取得效果；在后冷戰時代，中、俄、日、美的地緣政治利益各不相同，即便都贊成半島無核化，在六方會談的條件下，也無法形成真正的統一步調。促成大國達成脆弱共識、逼迫美國同意與朝鮮進行直接談判的，恰恰是朝鮮在核武器方面的快速進步和貌似不惜一戰的戰爭邊緣政策。無論是否贊成這一政策，我們需要承認兩點：

首先，作為一個地區小國，朝鮮所以能夠扮演這一角色，是以其獨立自主的主權狀態和相對獨立的經濟結構為前提的；在這一主權狀態下，不是單純地依賴大國庇護，而是尋求能夠最大程度地抵抗外部壓力的軍事-經濟體系，成為其國家發展的優先戰略。六方會談未能取得最終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將其自身與其亞太盟國的關系投射在中國和朝鮮的關系上，認為只要中國給朝鮮足夠壓力，就可以迫使朝鮮讓步。因此，美國不但拒絕與朝鮮直接會談，而且也不斷地通過軍事演習和經濟制裁對朝鮮進行恫嚇，并試圖迫使中國干預朝鮮內政。美國的錯誤不僅是將自己的秩序觀投射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上，而且也不了解朝鮮在長期的反殖民、反帝斗爭中形成的主體性需求。從金日成、金正日至金正恩，朝鮮領導人倡導的主體思想是始終一貫的，但很少有人認真對待。一個吊詭的事實是：如果沒有朝鮮的這一獨特位置和由核危機導致的高度緊迫感，在安全方面長期依附美國的韓國方面也難以形成尋求自主解決半島危機的緊迫感和堅定性。因此，統一的政治必須在雙方互動之中才能真正展開。

朝韓邊境板門店

其次，不同于臺灣在冷戰結束后日益高漲的分離主義趨勢，朝鮮和韓國始終保持著強烈的統一意愿。國家統一是南北雙方之間的最大公約數。因此，朝鮮不是、也不可能單獨完成撬動上述和平進程的任務，配合其完成或與其共同完成的是韓國。在這個意義上，南北對話合作是對朝鮮戰爭遺產的顛倒：在戰爭時期，南北雙方均以朝鮮全境作為國家邊界和主權范圍，以消滅對方作為實現統一的手段；和平進程同樣以朝鮮半島全境作為國家邊界和主權范圍，但改變了另一預設，即在政治制度不同的條件下實現和平是可能的；必須放棄一方吞并另一方的野心，開創一種不同于德國統一模式的統一模式。事實上，朝鮮在長期國際制裁下的頑強存在和其先軍政策迫使人們認識到：朝鮮具有抵抗外部壓力的意志和力量，韓國發達的經濟和不完全的主權狀態不足以單方面地統一半島，試圖等待自然瓦解或動用武力解決統一問題，都是不現實的和危險的；因此，必須在尊重朝鮮地位的前提下，開啟和談進程。這是金大中、盧武鉉兩任總統以來的政策理念，也是在李明博和樸槿惠擔任總統時期遭遇挫折的進程。

在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時刻，文在寅當選韓國總統是一個重要事件。沒有這一契機，南北之間的默契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如果說朝鮮為回應美國壓力而形成的對應性戰爭邊緣政策迫使各方迅速采取行動，那么，文在寅總統綜合半島和平統一意愿而形成的國內政治局勢和靈活果斷的國際戰略，讓他成為迄今為止和平進程的關鍵人物。文在寅與金正恩在板門店握手跨越對方邊界的視頻和照片震撼了全世界。文在寅是在樸槿惠遭彈劾、民意激蕩的過程中當選的，他本人與韓國進步社會運動有著長期的、密切的聯系。在高度動員的社會條件下，文在寅能夠依托民意，較大程度地超越議會黨派政治的限制，以其靈活的政治技巧，激活南北對峙的僵局。沒有韓國長期的社會運動的積累和支持，沒有戰后韓國社會對于統一的基本共識，沒有戰爭危險迫在眉睫的緊迫感，文在寅總統不可能靠一人之力展現這樣的意志和能量。韓國社會每一次朝向和平統一的努力都在增強韓國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比較韓國與臺灣及琉球的狀況，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韓國政治的潛力。臺灣分離主義是日本殖民主義和戰后美國蓄意培植的產物，但其成型主要是在冷戰結束之后，并預伏在美國與中國大陸締結外交關系的過程之中。在中美媾和的同時，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并將并非琉球一部分的釣魚島同時交給日本管理，同時在承諾“逐漸減少”的前提下維持對臺灣軍售，并以國內法（《對臺灣關系法》）制衡中美關系。伴隨中國崛起的進程，遏制中國逐漸成為美國朝野的共識，美國在過去三年中通過“國防授權法”為美臺實質性軍事同盟提供法理基礎，甚至邀請臺灣加入在所羅門群島的海軍演習的建議也在考慮之中，挑戰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則以價值觀政治與之呼應，公開以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口號相號召，要求“自由民主國家”聯合遏制中國大陸。琉球、關島和夏威夷等構成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帝國群島的關鍵部分，由于琉球是美國在亞洲的最大軍事基地及遏制中國和俄國的軍事前沿，處于美國帝國群島的中心地帶，故當地社會運動雖然極為活躍，給人極大的啟發，但在沒有日本國內政治變遷和周邊環境變遷的條件下，難以撼動其霸權。

朝美首腦會晤不是發生在通常被認為“鴿派”的克林頓和奧巴馬時期，而是發生在經常讓人不安、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時代，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謂不按牌理出牌，并不僅僅是特朗普個人特性的結果，也是以美國兩黨政治為軸心的政治危機的產物；恰恰是在政黨代表性全面喪失、媒體“客觀性”根本瓦解、民粹主義政治高漲的時刻，特朗普的個人特征才得以在美朝關系問題上顯示作用。在朝美直接對話問題上，美國扮演了較為主動的角色。但是，美國對朝政策的變化服從于其地緣政治戰略，尤其是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對中國的圍堵戰略。在朝美宣布即將舉行會談時，曾經一度盛行中國已經在南北和談中邊緣化的輿論，這一輿論雖然由于中朝關系和中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地緣位置的特殊性而被證明是錯誤的，但也并非空穴來風。美國對華關系的主軸已經從接觸轉向遏制，即從將軍事和政治遏制置于背景，通過鼓勵其加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形成遏制，到以直接軍事、政治和貿易戰的形式進行遏制，其目標沒有變化，就是阻止中國崛起。

美國國內圍繞中國問題的紛爭不是是否需要遏制中國，而是如何處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賴的利益關系。這一點對于中國和美國都存在。因此，探索朝鮮和平統一進程必須充分考慮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近期東亞區域的緊張態勢與奧巴馬時期的希拉里主導的“重返亞洲”計劃有密切關系。實際上，美國談不上重返，因為從來沒有離開，只是力圖確保對中國的絕對優勢而已。因此，盡管美國國內政治變化對于半島局勢具有重要影響，但不能將朝鮮半島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國國內政治之上。從基本方面看，美國的對朝政策服從于其地緣政治戰略和維持其全球霸權的使命。

第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與貿易戰對于朝鮮半島和平及臺灣海峽穩定的潛在破壞性。美國優先政策是在美國國力不足以維持其全球霸權時提出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會放棄其霸權地位和戰略，恰恰相反，美國優先的實質含義是力圖將其盟國更深地納入美國霸權體系，以替代美國承擔的部分經濟和軍事義務。以美國優先名義做出撤退姿態，同時加強對盟國的壓力，以維護其霸權體系，是這一政策轉向的內涵。

第三，美國民主危機（政黨政治、媒體的失敗與民粹主義崛起）的危險性與可能性。戰后美國政黨政治和媒體輿論對中國、俄國、朝鮮等國的定位相對固定，在這種穩定格局之下，任何戰略性突破都非常艱難。但從布什時代以降，美國兩黨政治失靈、媒體影響力衰落已經成為重要趨勢，至特朗普時代，民粹主義政治正在突破傳統的政治框架，這是特朗普有可能在反對黨反對、媒體激烈批評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舉行朝美會談的條件之一。但在美國民主危機條件下，特朗普對外政策存在著巨大的反復空間和不確定性。在制度失靈的條件下，局勢翻轉的可能性也隨之增強了。

對朝鮮的安全承諾與中國的角色

在上述條件下，中國以及俄國對朝鮮的安全承諾是必要的。中國支持半島和平統一進程，主張以“雙暫停”為起點推動半島無核化進程。相較于習金會之前的態度，中國在發展對韓關系的同時，著重重申了對朝承諾。金正恩要完成其歷史角色，不但需要重建與韓國的關系，也需要完成對在南北統一進程中中國角色的再造，即通過重塑抗美援朝戰爭中兩國在抵抗帝國主義入侵中的血肉聯系，創造一種推動區域和平的新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