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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甚至革命，都是跟科學連在一起的。晚清的無政府主義革命家吳稚暉說過：“科學公理之發明，革命風潮之膨脹，實十九、二十世紀人類之特色也”。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知識的變遷跟社會變遷密切相關。也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產生出了對科學及其限度的思考。從晚清到當代，都持續不斷地有人探討科學的邊界到底在哪里。晚清時的章太炎、魯迅的老師，他批評所謂科學公理的世界觀，進化、唯物、自然這些科學的概念都是一種信念，它們是有限度的，背后是有權力的，這是他的再思考。

有意思的是，近代科學在進入中國的時候，是跟戰爭、軍事沖突、文化沖突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從19世紀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因為所謂的落后挨打，不得不去思考：東西之間是什么關系？為什么在戰爭中，西方列強贏了，我們輸了？我們有這么長的傳統，我們甚至也有不少先進的武器，結果卻輸了，原因是什么？有很多人探討這些問題，我們暫且不去說它。我舉這個例子的意思是，這時產生出了對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一些類型化歸納。我們講中體西用，過去從洋務運動就開始講中體西用，中西或者東西的關系，成為從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很長時期內環繞我們思想領域的一個重要問題。

那個時候他們認為西方首先代表的是什么？

梁漱溟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里，把中國、印度和西方做了一個對比，進行對比的這兩種文明是非常不一樣的，梁漱溟之前的杜亞泉等人都提出過這個問題，甚至還有李大釗。他們說西方是動的文明，東方是靜的文明；東方是玄學、藝術、意見、玄談、本體、思德、古化，或者說就是懷念古代，中國和印度都代表這樣的方向，還有人說中國是道德的、倫理的、審美的、情感的等等這樣延伸性的敘述。

西方是什么？西方首先是科學，學術、知識、論理、邏輯、現象、公德、進化，進化是往前的、注重當下的，不是懷念古代的。所以對這一代中西文化論戰者來說，科學的問題不僅僅是知識的問題，玄學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道德的問題，它們所指涉的是科學和玄學所代表的兩種不同的文明。在他們看來，西方文明當中所有的科學、政治、經濟、道德、法律、思想等等都是科學的、理智的、認知的。而在玄學的文明當中，所有的科學、政治、經濟、道德、禮法、思想等等，都是玄學的、藝術的、直覺的。這是東西文化論戰當中出現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論述模式，這個模式作為知識在今天看來問題是非常多的，我們可以批評檢討它。

不過，對于理解我們近代的知識來說，這個歷史是需要記住的。

1923年，也就是距今90多年，我們清華大學有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吳文藻先生，他邀請了一位當時非常有影響的政治學家，也是參與了很多改良運動的重要知識分子，名叫張君勱。張君勱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經濟，后來到柏林大學研究政治學。他1922年陪同一個德國的哲學家杜里舒來訪問中國。1923年吳文藻先生知道他回來了，邀請他到清華大學做一場演講。清華大學的同學大部分都是預備到美國留學的、學習理工科的學生。張君勱先生1923年的演講題目就叫做《人生觀》，這個講演后來發表在《清華周刊》上，大家可以在清華校史館或圖書館查到他的文章。

我們知道1922、1923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知識界也在反思，戰爭和一個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時代所造成的對人類毀滅性的打擊是怎么發生的。歐洲的知識分子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時，把眼光也同樣投向了東方。這是為什么那個時代，杜里舒、倭鏗、柏格森等等對現代性、現代社會進行反思的西方學說在中國也開始流行起來了。張君勱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提了這么幾個主要的觀點：

第一，他說科學是客觀的，人生觀是主觀的。第二，科學是論理的方法，是邏輯的、推論的方法所支配的，人生觀是起于直覺的。第三，科學是可以分析的方法，人生觀是綜合的。第四，科學是因果律支配的，人生觀則為自由意志。第五，科學起于對象相同的現象，而人生觀起于人格之單一性，換句話說，人生觀是多元、多樣的。

張君勱認為科學無論如何發達，人生觀問題的解決絕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人類自身而已。這里提出了一個科學限度的問題。之前我們談到的科學方法，從西周到嚴復，都認為科學的方法本身能夠提供道德的基礎、倫理的基礎、一切知識的基礎。但是到張君勱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實際是提出了科學限度的問題，而這個限度是跟當時東西文明的論戰關聯在一起的。

1915—1920年前后發生的東西文明論戰，更早的根源事實上從晚清就開始了。知識的問題和文化的問題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張君勱說：“吾有吾之文化，西洋有西洋之文化。”“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其結果為物質文明”。換句話說，他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類同于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的差別，最終把文明的差別轉換成不同知識類別的差別，倫理、審美、情感、道德的知識，不同于歸納、演繹、分析或重建的科學的方法論，需要另外一套方法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