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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生世紀？

大約16年前，新年的鐘聲在天空回蕩，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薩爾茨堡音樂節上迎接新世紀的降臨。他首先想到的是人口流動對21世紀的巨大影響，于是以《文化共生的世紀？》為題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歸納出人口流動的三種截然不同的模式，即國內和國際的商業和休閑旅行；自愿和被迫的移民；由全球化的生產和消費所帶來的自“20世紀晚期以來的全新現象”，即其生存不與任何固定地方或國家相聯系的跨國人員。[1]大規模的社會流動激發起人們關于“一個文化混同共存的多種多樣的世界”的樂觀想象：“今天的移民生活在三個世界中：他們自己的世界、移居國的世界，另外還有全球的世界，因為現代技術和資本主義的消費及媒體社會使全球世界成為人類的共同財產。”[2]然而，樂觀的調子尚在回蕩，巴黎、慕尼黑的槍聲一再擊破歐洲的寧靜。面對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戰爭及隨后的難民危機、伊斯蘭國的崛起、土耳其的政變及隨之可能到來的政治-宗教變化、多民族國家內由新的動因觸發的民族/宗教沖突，人們不禁自問：在一個高度流動的時代，我們是否真的生活在一個文化共生的世紀？

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文化的多樣性和流動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各民族區域形成的基本條件。當代世界的不同之處既不是文化多樣性，也不是區域間的流動性，而是兩者之間超越歷史上任何時期的緊密聯系。變遷和流動的速度、密度和規模前所未有。除了人口的流動之外，金融化、互聯網技術等等促成了前所未有的非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現象。如今，人口、土地、貨幣等維持社會穩定的要素全部以空前的態勢處于流動狀態。大規模社會流動不但可以改變民眾的倫理文化取向，也會改變其在審美和其他領域的價值判斷，因此，移民以及跨越區域的互聯網文化最終可能影響一個社會在倫理、政治、審美等各個方面的自我理解。在高度流動的關系中，認同政治以不同方式追問自身文化完整性的保存這一問題，以致民族或宗教身份壓倒了其他多重身份。如果“文化多元主義”首先意味著“對所有自稱為文化團體的集團都予以公開承認。這樣的團體只注重自己關心的事情”，[3]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政治共同體的法律對于移民的要求有沒有限制，以便保持其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完整性？在完全自律的整個國家制度都打上倫理烙印的前提下，自決權是否包括一個民族堅持自我認同的權利，更何況是在面對有可能改變其歷史上形成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的移民潮的情況下？”[4]

早在冷戰結束后的1990年代，圍繞新一波移民浪潮和文化多元主義思潮，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與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就這一問題展開辯論。這場討論的核心問題是：一，現代社會能否在某些情況下把保障集體性權利置于個人權利之上？二，現代社會是“程序的共和國”，還是應當考慮實質性的觀點？[5 ]提出這一問題的前提是：按照傳統觀點，保證平等對待公民所享有的各種尊重與保護公民不會由于種族、性別和宗教信仰等因素而遭致不平等對待是完全一致的，但當代“承認的政治”提出的是一種新的訴求，即一些民族或社群要求保存其特性的愿望與要求享有某種自治的自主性形式直接關聯，按照這一訴求，支持某個民族群體的集體目標很可能對同一社會內其他公民的行為和權利構成約束和限制。因此，認同政治提出的真正問題是：在當代社會的流動關系中，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權利理論是否需要重新修訂？[6]我們可以將這一問題更為明確地概括為：究竟應該通過擴展個人權利的多元內涵來解決當代社會的平等問題，還是應該考慮集體性權利——即通過承認的政治，形成多元社會體制？究竟怎樣的政治原則和制度安排可以緩解全球化時代的同質性與異質性之間的緊張？

實際上，泰勒的問題源自他對魁北克問題的思考，其核心是：在主權國家范圍內，如何對待在特定區域占據多數的少數民族群體的領土性自治訴求？與此不同，哈貝馬斯面對的是冷戰結束后的大規模移民潮。因此，前者的“承認的政治”與后者開放移民但同時維持法律程序主義的主張各有側重，論辯雙方的立場源自不同的語境。就泰勒的“承認的政治”而言，“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即便不是思考的唯一前提，也是基本前提之一；但對哈貝馬斯所討論的歐洲移民問題而言，大規模移民潮對于社會福利國家的價值、法律和安全構成了挑戰，從而“非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與民族國家的關系才是問題的根本。哈貝馬斯的選擇是雙重的，即一方面要求國家向移民進一步開放，另一方面要求移民遵循既定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拒絕在同一的公民權利之外承認獨特的集體性權利。

在中國，2008年拉薩“3.14”事件、2009年新疆“7.5”事件，以及在云南、北京和新疆不同地區發生的暴力沖突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震動，也在不同地區和族群之間添加了新的疑慮。由于沖突的爆發點主要集中在民族區域，故而這一問題引發的是有關民族區域自治是否需要調整的法律和政策爭議。但是，如果我們不只是將問題集中于族群或宗教，而將移民問題視為一個普遍問題，那么，十多年前即已爆發的有關收容制度和居住制度的大討論不是已經觸及社會流動與身份問題嗎？由于內地區域間移民的規模遠大于國際移民和少數民族移民，從而有關保持文化習俗等等的討論居于十分邊緣的地位。但關注少數民族移民的人類學家早就注意到：彝族、藏族、回族、朝鮮族、維吾爾族甚至漢族等各族經營者和打工者的困境其實十分相似，從新疆移居各地的公民面臨的問題并不是孤立的現象。更重要的是：新的矛盾和沖突并不僅僅限于國內，而且也與遍及世界的、新的、形態各異的宗教運動有著復雜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內部矛盾的激化是輸入性因素刺激的結果。但也正由于此，在國內發生的矛盾常常被全球媒體的報道蒙上一層文明沖突的標記。因此，民族宗教問題涉及區域性、全國性和全球性等三個方面的要素。

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現場

高速流動條件下的民族區域

在流動性較低的時代，族群和文化的多樣性與一定的地域密切相關，各國處理族群多樣性的方式也常常采用形態各異的自治模式。例如1950年代，新中國在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廣西等地建立了有別于內地行省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一些省份的少數民族地區設立了州縣一級的自治單位。這些制度安排包含了四個基本的原則，即民族平等的原則、承認差異（多元共生）的原則、促進融合和共同發展的原則、從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的原則。這四個原則充分地考慮了在特定區域長期居住的人口狀況和經濟-文化形態的獨特性和混雜性，通過中央調節和計劃經濟，區域差別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獲得了不同程度的緩解。

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實踐證明：民族雜居和民族共處并不必然是沖突的根源，即便各民族間存在著由各種歷史要素積累而成的差異和矛盾，也并不等同于這些差異和矛盾會自然地導致沖突。例如，新疆回族在族群上近于漢族，在宗教上與維吾爾等民族接近；哈薩克、柯爾克孜、烏茲別克、塔吉克、俄羅斯等族是跨境民族，在中國境外有以各自族群為主體建立的國家，并對這些國家抱有自然的親近感，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對中國沒有認同。維吾爾族在文化上與波斯、土耳其和中亞各國有著密切的聯系，但這種聯系并非國家認同，而是文化、宗教和族裔上的歷史親近感。因此，首先應該明確的是：不是族群或宗教差異，而是促成認同的多面性或多元認同向單一認同轉變的力量（例如將宗教信仰和族群認同視為唯一的身份標記，進而在不同的方向上產生出人為界定的“我們”與“你們”），即讓差異向沖突性方向轉化的要素，才是沖突的催化劑和社會基礎。

在社會主義時期，國家以民族區域自治為法律框架，在制度上和政策上對少數民族實行優惠政策，除了生育、入學和日常生活品的配給方面的優惠外，也在就業上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分配，而不是放任競爭機制以形成所謂的“自然選擇”。新疆經濟的支柱產業一是石油、天然氣，二是煤和其他有色金屬，三是基礎建設和房地產開發。石油、天然氣是國有大企業壟斷的領域，從五十年代開始，國家一直在開發能源資源——在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勞動者所有的國家形式的前提下，國家所有形式不會被指認為排斥性的族群擁有模式。在這一領域，平等實踐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通過稅收以及區域間的再分配給予民族區域以實質的補償（例如石油、天然氣的收益中，原先設定了2-3%的留存比例，后來增加到5%），這一國家發展戰略并不僅僅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平衡，也涉及民族區域與其他地區之間能否形成平等的區域關系。第二是通過相應的制度和政策，確保民族區域內部的民族平等。例如，國有大企業在招募工人時確保少數民族工人的就業比例。這并不是一般的“照顧政策”，而是社會主義民族政策中的“承認的政治”。所謂“民族區域自治”中獨特的“自治”含義既區別于歐美國家的自治概念，又不同于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模式，就是這一“承認的政治”的直接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