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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中國大陸今天的變遷，都需要回到這個歷史經驗中

我看到了書中的照片，也看到陳先生后來跟馬英九先生的對話，包括促成連戰訪問大陸求得兩岸大和解的過程，這個大和解不是一般意義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是從那個慘痛的歷史境遇里走出來的促進和解，而不是消彌所有政治分歧，這個視角也讓我覺得非常難得。因為在今天的世界里到底怎么促成和解，到底怎么促成中華民族的統一與和平，是個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需要回到20世紀的經驗里來思考，不是要消彌掉，而是要重新解釋和理解，使它變成解決我們今天問題的一個視角。所以從陳先生這個內在于20世紀中國政治經驗的視角所看到的中華民族的經驗，和今天中國大陸所討論的民國的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經驗。恰恰是陳先生這樣的經驗，更有利于我們中華民族的未來。

還有一點讓我特別感動。在這部書的后半部分，包括作為附錄的訪談里，他談到了對大陸的看法。怎么解釋中國大陸今天的變遷，在中國的知識界、中國大陸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激烈的討論。對陳先生的看法，在臺灣、在大陸恐怕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陳先生的這個看法值得我們珍視，因為它凝聚了20世紀最慘痛的歷史經驗，這是我們真正要記住的一點。如何判斷今天中國大陸的成就和面臨的非常嚴峻的危機和挑戰，都需要回到這個歷史經驗當中去看待。

有意思的是他有一段話，評價了改革前后中國的抉擇。這些話在大陸大概也會引起很多的爭論。他一直追溯到毛澤東和劉少奇思想的分歧、鄧小平和毛澤東不同的出發點。關于這個問題仍然會有不同的解釋，但是有一點，他是內在于20世紀的，就好像毛、周、劉或者其他人探索中國道路時所產生的路線和意見的分歧，那是促進這個歷史前進、尋找我們自己社會未來的一個內在的視角，不是一個站在外面輕率地給予肯定和否定的視角，而是從里面去想轉折的要點在什么地方。這樣一個方法論的視野，對我們來說，對即便是從事這一段歷史研究的人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沒有這樣的視野，我們就可能走到另外一個世界里，那個世界離我們最初的初衷是非常遙遠的。

2009年陳明忠出席“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成立大會

也是因為陳先生非常獨特的經驗，我讀的時候特別有印象，同時也產生了一些問題：

第一，二·二八問題過去這幾十年來反復地討論，在大陸大家也都知道二·二八，但是對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不清楚的。臺灣的朋友比如藍博洲先生也曾經告訴我，在臺灣，這個問題也經常被有意識地模糊起來。我們會問，在歷史事件當中有聯系但是有區分的事件，把它模糊起來的政治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今天為什么要澄清這個問題？

第二，陳先生在序言里談到了土地改革的問題。土地改革是20世紀中國革命中，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在臺灣，一個普遍的現象。中國大陸圍繞土地改革的爭論，這幾十年沒有停止過，到今天也沒有停止，爭論基本上都會涉及怎么評價20世紀的這場革命。因為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業的社會、農村的社會，所以土地改革是革命的中心。臺灣的土地改革在過去幾十年當中也的確被看作一個更加溫和的、典范性的土地改革，但是陳先生的解說里特別提到了臺灣“土改”跟美國的關系，尤其是提到了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這三個不同的區域在美國的壓力下所推進的改革，以及臺灣土改和此后的“臺獨”運動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土地改革，而不是二·二八事件，作為“臺獨”的一個很重要的歷史源頭，這背后到底有什么樣的關系？

第三個問題，如何從臺灣的視角，殖民地、帝國主義和20世紀那個歷史視野里來看待中國問題，怎么判斷今天中國的歷史走向和未來。特別讓我感到既有一種振奮，也有一種欽佩的是他的樂觀主義精神。盡管我們今天的社會變化很大，但是從歷史里面產生出的對未來的樂觀是不多見的。陳先生經歷了這么多磨難后的樂觀，讓我想起馮女士的哥哥就義時的微笑。對未來的信念和對中國歷史大走勢的判斷之間好像有一種很有意思的關聯，年輕人似乎更難產生出這種由衷的信念和樂觀。我說的是某一種革命的樂觀主義，這是20世紀中國政治經驗里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就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在犧牲和挫折當中不斷產生、反復產生的一種樂觀主義。

聽陳先生的講話，激起很多的感覺。一個感覺是他快90歲的人了，可是對當代世界的問題仍然保持著很強的敏感。我剛才說他的敏感性源于他自己的經驗，其實他講的很多非常個人的經驗，是有普遍性的。特別是前面有一段他說到出身，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他也說到中國革命中很多的革命者，尤其是知識分子階層，都是出身于富裕家庭。不像今天流行的利益最大化，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利益最大化，他們恰恰相反，是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來投身這樣一個事業。我覺得這才是有“無悔”這個命題的原因，這是對自己的信念的堅持。這是源于對自己出身的背叛來達到為所有人獲得平等地位的一個信念。

陳先生還說到中國革命當中有很多的問題，很多的挫折，很多讓人辛酸的東西。他提到“文革”后讀“傷痕文學”時的感受。當然“傷痕文學”能不能反映這個時代也是一個需要檢討的問題。但是我覺得“無悔”這個命題表現的是另外一個意思，歷史進程當中的挫折沒有改變他的初衷，這是他的“無悔”中很重要的一點。這也有普遍性。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大概1991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有一位差不多跟陳先生同輩的學者叫丸山升，是日共，后來被日本共產黨開除了。他不斷地從中國來思考日本。那是1989年之后。中國剛剛經歷了1989年事件，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都處在瓦解的過程中。那時我第一次到日本，他給了我一本他的書，叫《中國社會主義的檢證》。他認識到歷史的曲折和里面的悲劇性，但是認為需要通過認真的檢討來表達對經驗的忠誠，這是所謂“無悔”的另外一層意思。

我覺得在今天去理解這個過程時，除了個人的命運之外，需要從更廣闊的歷史條件來講。所以，這是為什么陳先生剛才提到今天我們怎么看待中國自己走過的這條道路這個問題，在我看來不僅是獨特的，而且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一個探索。

不久前，我去江西贛州做貧困地區的調研，了解到中國目前的貧困人口有將近九千萬時，忽然意識到，一直到今天中國全部的貧困人口有30%集中在革命老區——當年鬧革命的地方。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那個時代大的社會變動所要爭的不是個人利益，而是一個社會普遍的解放。解放的命題也是20世紀一個獨特的命題，在很多時候它也被玷污了，但是這個命題的意義也需要給予歷史的解釋，否則就不能理解一代人為什么會做出他們無悔的選擇。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經驗對我們今天，尤其是對年輕的一代，包括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是非常有教育意義的。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李娜 編輯整理   呂正惠 校訂

三聯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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