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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和他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在今日中國又一次熱了起來。但拿《舊制度與大革命》胡亂比附，甚至斷章取義的選擇性裁剪歷史，硬說當前中國社會背景和社會矛盾的處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有什么相似性，那簡直是滑稽了。

是經濟危機和天災，而非繁榮，導致了法國革命的到來

大革命前舊制度下的法國，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太平盛世嗎？讀書最忌諱的就是斷章取義、選擇性裁剪。托克維爾何曾說過“大革命前的法國處于最繁榮時期”？他說的是“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這說的是整個1774年—1789年，而不是1789年革命前的那段時期。

路易十六統治的大部分時間里，法國確實具有興盛繁榮的景象，資本主義經濟大發展，但大革命前的那幾年，法國恰恰處于繁榮之后的大蕭條大危機中。

1787—1788年，歐洲發生了人類歷史進入工業時代以后的第一次經濟危機——1787年工商業危機和1788年糧食危機。在英國，1781年大量水力紡織工廠出現，1785年瓦特蒸汽機應用到棉紡織業，進一步增加了紡織產量。于是在1781—1787年間，英國紡織業的生產能力以幾何級數增長。由于產量增速大大超過了消費能力，第一次經濟危機在1787年爆發了。

此時，英國已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將近一百年了，它依靠推行“在國內進行大規模公共建設”和“向法國傾銷商品來轉嫁危機”這兩種手段撐過了危機。而在本就已患上王朝末日癥的法國，發生了大革命。

法國在繁榮之后的蕭條會變成如此大的危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戰爭能力衰弱造成的。1786年法國被迫與英國簽訂貿易條約，關稅壁壘保護被摧毀。1787年5月條約生效后，英國商品輸入法國的關稅由40%下降到12%，此時又恰好遇到英國發生經濟危機，本來就比法國便宜的紡織品，進一步削價一半以上向法國大力傾銷，英國以此向法國轉嫁危機，導致經濟危機對法國的沖擊特別巨大。

其結果就是從1787—1789年，全法國的紡織品年產量一路下滑了一半以上，大量的作坊和資本主義工場破產。不僅一般市民的生活陷入困境，農民更是受到巨大打擊。

在繁榮時期，封建自然經濟解體的同時，資本主義經濟在迅猛發展。由于富農/小地主們兼并土地而產生的失地農民，被資本主義工場吸收成為日工、短工，少地的貧農也已經習慣于打工來補貼家用，現在則因為工場破產或大幅削減工資而生計窘迫。

而1788年又發生了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先是春夏之交的大規模旱災，接著是夏末收獲季前夕的嚴重冰雹災難（許多省份的冰雹，塊粒大的達到人頭大小）。因為糧食收成極差，饑荒在各地蔓延，使農民、甚至小地主們都陷入了生活困難。1787年工商業危機在1788年進一步蔓延，使大批工人失業。由于波旁王朝政府財政困難，對糧食危機無所作為，更進一步擴大了危機，也嚴重喪失民心。

就當法國人在饑荒中掙扎時，一個格外寒冷的冬天進一步擴大了困苦：關于1788年冬天的這場寒流，當時正巧在法國訪問的美國政治家（后來擔任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來了，如此嚴寒的冬季在記憶中或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中還未曾有過。有時候水銀溫度計顯示華氏冰點以下50℃。所有戶外勞作都被迫中止。那些窮人沒有收入也就自然沒有面包或食物。”

在諾曼底、布列塔尼、阿爾薩斯、弗朗什孔泰這些原本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富裕地方，農民中的日工、短工較多，失業問題更嚴重，都爆發了不止一次起義。甚至連巴黎這樣的核心地區，在三級會議召開前夕的1789年4月，也發生了工人起義。

經濟危機和天災所導致的這些次數頻繁、分布廣泛的小規模起義，已經為大革命做了預習。大革命前夕的法國，何曾是經濟繁榮的太平盛世啊！

大革命前的法國，已患上中國式封建王朝末日癥

法國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的舊制度是一個封建王朝，但這個舊制度，并非中世紀歐洲那種層層分封的舊制度，而是一個舊的“新”制度：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就像中國從秦朝開始的2000年歷史中的歷代統一王朝一樣。

如果從1461年路易十一開始殲滅諸侯，推進國內統一開始算起，法國中央集權國家的歷史到大革命為止足有328年。如果從黎塞留——偉大的政治家、路易十三的宰相紅衣主教——建立由御前的各省總督到每一個鄉鎮的中央集權統治算起，也超過了160年。

從黎塞留到大革命之間的這段歷史，是歐洲歷史中最像中國歷史的部分，而160年也接近中國式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壽命了。雖然法國這個舊制度是一個“新”制度，一個讓法國能單挑全歐洲的制度，但在“管用”了一個半世紀后，進入暮年的“老”王朝自然也患上了中國式的王朝末日癥了。

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封建王朝，在其生命末期，經濟繁榮的好處落到官僚集團手中，封建國家和平民都得不到好處。封建國家（以及封建君主）期望以改革挽救自己、實現中興，但卻造成了既是國家病根也是國家基礎的統治集團離心離德，結果反而加速自身的滅亡，這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一點也不新鮮。

遠如西漢末年王莽改制，南宋末年賈似道“買公田”土地改革，明朝后期張居正變法，乃至清王朝最后幾年大搞改革大躍進的“清末新政”，無不是此類情況。如明朝、清朝，都是和波旁王朝一樣的，因為王朝政府無力應對財政危機和糧食危機的并發，而毀滅的封建王朝。

如果一定要類比的話，法國大革命與辛亥革命的發生原因，具有相當多的內在相似性。

波旁王朝這個歐洲絕無僅有的中央集權封建王朝的毀滅，在歐洲或許是個新鮮事，但對中國人來說，實在不值得驚訝，更不宜到處比附工業時代的當代歷史。

經濟繁榮推遲了革命，經濟危機導致了革命到來

讓我們來看看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的繁榮歷史吧：路易十五國王連戰連敗、喪權辱國，死的時候只好在夜里偷偷下葬，波旁王朝當時一度已經風雨飄搖了。但進入到路易十六時代，革命被經濟繁榮推遲了。路易十六即位后的1774年，財政大臣杜爾哥進行改革，兩年后失敗，改革措施被全部廢止，這時并沒有發生革命；1776年內克主持改革，五年后再次失敗，改革措施再次被全部廢止，這時也沒有發生革命；1781年卡隆企圖改革財政，結果依然失敗，1787年4月被免職，這時也沒有發生革命；繼任者布里埃納企圖推進改革和增加新稅，卻遭貴族們逼宮，布里埃納改革失敗，在宣布國家財政破產后辭職，這時也不曾發生革命。但隨后當1787年經濟危機開始之后，革命開始出現了。

1789年7月14日起義，是法國大革命的開端。這正是當年收獲季的前夕，面包價格的頂點，距離1788年7月13日摧毀當年收成的大雹災，恰好間隔一整年。這或許是巧合，但偶然中孕育著必然。同時發生財政危機和糧食危機，對任何生命末日的中央集權封建王朝都是致命的打擊，波旁王朝自然也不會例外。

只有先有立場后有眼睛的讀書方式，才能讀出“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和“當前中國面臨的現代化難題與之類似。”很顯然法國的改革一直在推行、也一直在失敗，但在經濟繁榮時期，改革的失敗和倒退并未引起革命，甚至連小規模的起義都沒有。法國歷史恰恰表明：正是不再繁榮的經濟危機時期，造成了革命的到來。

如果當時真有經濟繁榮的話，堅持到1789年的小麥收獲、糧價平息是很簡單的事情，法國在1785年都撐過去了，沒道理說1789年同樣的情況就撐不過去。

可惜地是，1785年是法國的經濟繁榮時代，而1789年卻是法國深陷經濟大蕭條大危機中的第三年了，于是革命爆發了。

再舉一例來說，清末革命歷史：1910年橡膠股票泡沫崩盤，而處于財政虧空中的清政府嚴詞拒絕上海地方官員的救市請求。于是股災令上海錢莊票號紛紛倒閉，進而導致全國性金融危機，隨即波及整個長江流域的大小商號、店鋪、工廠，僅上海就有三十余萬人失業，金融危機又演變為全面經濟危機。此時又恰逢長江中下游六省（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均遭遇嚴重水災，長江流域受到了經濟危機和糧食危機的雙重打擊。次年，湖北就發生了武昌起義，湖南則是第一個起來響應武昌起義的省份。這與法國革命的爆發何其相似。

中國已完成革命，面臨的是革命后問題

法國大革命經歷了多次起義。中國古話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法國革命證明了“變不通、繼續變；變通了、通則久”：法國大革命經歷了1789巴黎起義、1792年起義、1793年第三次起義、拿破侖第一帝國、1815年拿破侖的百日王朝、1814和1816年波旁王朝復辟、1830年革命（建立了波旁-奧爾良的七月王朝）、1848年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國、1852—1870年的拿破侖第二帝國（注意：法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在第二帝國時期加速進行并最終完成的）、1870年的巴黎起義，1871—1878年的反復辟斗爭（包括1873年復辟波旁之爭、1875年憲法之爭、1876年的5月16日危機、1879年改選斗爭），從1789年直到1879年，共和制度才最終在法國穩定下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此后再也沒有被復辟。法國革命的任務完成了。這之后的，是革命后的問題，而非革命進程的問題。

中國革命也類似，經歷了1911年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護國運動、1917年護法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1920—1922年第二次護法運動、1923—1927年國共合作與北伐戰爭、1927年新軍閥的反動屠殺和八一南昌起義、十年土地革命戰爭、1937—1945年抗日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三年解放戰爭之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蘇聯提供156工程援助中國工業化、從1971年基辛格訪華和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到1979年中美建交和開始改革開放。中國革命的任務也同樣在經過多次嘗試和積累之后最終完成。

今日的中國，是一個強大到足夠抵御亡國滅種危機的軍事大國；一個足以養活本國人民的農業大國，一個許多行業產量占世界最大比重的強大工業國；一個在所有科技領域都達到世界前五位的科技大國；一個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中，經受住了考驗，如今依然是全球經濟狀況最好、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

正是因為今日的中國，凡舉經濟革命、科技革命、社會革命、制度革命，所有需要革命的現代化任務都已完成了。雖然“革命后問題”會不斷出現，也需要不斷解決。但除了遙遠未來的共產主義革命可能性，中國不可能還有別的什么革命需求了。

有極為相似的“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歷程”和“清末辛亥革命以來的歷程”可以對比分析，卻一概無視，反而把大革命前的法國情況，與21世紀的今日中國進行生搬硬套地比附，全然不顧“繁榮后的危機時期”和“繁榮后繼續繁榮”時期的差別；全然不顧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差別；全然不顧封建王朝和工業化現代國家的差別，實在是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