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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所謂“過剩”產能行業的產品，居然像幾十年前供應短缺時代的產品一樣成倍暴漲，不但嚴重扭曲了市場機制和價格信號，而且還無形中造成了三個財富再分配：第一個財富再分配，是下游制造業和上游能源原材料企業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采礦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4倍；制造業實現利潤總額僅增長18.5%；第二個財富再分配，是中小民營企業和國有大型企業之間的財富再分配，例如，今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45.8%，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僅增長14.8%；第三個財富再分配，是進口成本上升，造成國民財富向外流失。今年上半年，中國共退出煤炭產能1.11億噸，同時進口煤炭1.31億噸，同比增加2300萬噸，國內去產能的同時，國外廠商擴產并加大向中國市場出口，如印尼、澳大利亞等產煤國、產礦國對華出口明顯增加，出口價格大幅提高，也造成了中國國內財富的流失。

2016年滬深原材料價格漲跌榜中環比上升的商品共148種

對那些上述財富再分配中獲益的企業而言，從天而降的“大餡餅”對于提高企業的長期競爭力也未必是好事。每一次去產能擴大化，都造成一輪大宗商品和相關資產的價格暴漲；而每一輪暴漲和獲利者的狂歡，在扭曲市場的同時，也迅速滋生聚集了巨大的利益鏈條和相關領域的尋租機會——這對供給側改革戰略的影響和傷害也不容忽視。

除了把供給側管理當作供給側改革，一些供給側“呼吁”，也成為一些人用來代替“改革”的法寶。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供給側改革的任務中，提出了不少“供給側呼吁”，如要求企業提高供給質量等。提高質量的呼吁是對的，但某些政府部門不去改革自身管理經濟的方式，只是呼吁或者要求企業提高供給質量，這實際上是為干預企業微觀經營行為留下了借口，貽誤了改革時機，延誤了改革行動。產品質量是企業經營主體的問題，選擇權在市場和消費者，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干預，而應該通過深化供給側改革、理順市場機制，市場自然會淘汰那些質量差的產品，留下質量好的產品。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堅持“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圍繞“放、管、服”，努力減費降稅，減少行政性審批，為企業減負、松綁，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實實在在的成績。但是與此同時，為什么行政去產能等“供給側管理”措施、要求企業提高質量等“供給側呼吁”這樣的非改革舉措，會成為某些部門如此割舍不下的“改革”良方呢？的確有些人是真的不明白供給側改革原理，也有些人則是揣著明白裝糊涂，只喜歡用供給側管理、供給側呼吁的方式去“刀刃向外”改別人，不想“刀刃向內”改自己。

改革是針對束縛生產力的經濟體制展開的，要改政府自身管理經濟的方式，只有對體制的調整、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習總書記還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內、敢于自我革命，重點要破字當頭、迎難而上，根本要激發動力、讓人民群眾不斷有獲得感”。

供給側管理、供給側呼吁雖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供給管理、供給側呼吁當作供給側改革，不觸及經濟體制和生產關系，就轉移了改革的視線和方向。這不但給那些不想改革的人拖延改革的借口，還引起了各界對改革的疑慮，讓市場和學界認為，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就是政府伸手干預企業，或像某些學者所說“我們是不是遇上了一個假的供給側改革”。

三、衡量供給側改革成效的標準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無論是什么側、什么性的改革，只要不是針對經濟體制自身的改革，不是改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不改革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并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都不是真正的改革。

試想，十年、二十年以后回頭看，后人一定會對今天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出評價：屆時評價的標準是去掉了多少煤炭、鋼鐵、水泥的產能，鐵礦石、焦煤、焦炭的價格上漲了多少？還是通過放松行政性供給約束、解除要素供給抑制，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正因為如此，中財辦楊偉民先生近期也明確表示，更重要的是供給側改革后面那兩個字——改革。

雖然“去產能”等供給側管理措施在合理范圍內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不能用供給管理的調控措施，代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不能用供給側“呼吁”，替代針對經濟體制的改革行動。要讓五大財富源泉充分涌流，供給側改革應以要素市場和壟斷行業的改革為主戰場，真的動奶酪，啃硬骨頭。

在以交通運輸、能源電力和金融為代表的壟斷行業，以教育、醫療為代表的民生領域，還存在相當嚴重的行政供給約束現象。壟斷和缺乏透明市場化競爭，造成國內的能源價格、物流成本和資金成本偏高。優質教育資源、醫療資源不能靠市場力量流動，社會力量辦學、辦醫還會遇到土地、資金、資質等各方面的障礙，使教育和醫療成為供給側問題突出的領域，這些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真正的主戰場所在。

在土地、資金、勞動、管理、技術等要素市場，還存在各種制度性供給抑制。如何進一步深化戶籍和勞動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勞動供給效率，降低人工成本；如何深化金融供給制度改革，減少金融抑制，提高金融供給效率，降低資金成本；如何加快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減少土地供給抑制，優化土地供給結構，降低土地和資源成本；如何深化產權改革，提高國有企業的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如何減少創新抑制，降低技術成本……如果在這些領域改革實現突破，都可以提高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

正本清源，不忘初心。只有正確認識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原理和出發點，把握住“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改革成效標準，不回避經濟體制這個根本改革對象，不斷放松行政性供給約束，解除要素供給抑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順利完成新舊動能轉換，迎來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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