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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小閆掏鳥窩被判10年，相信大家對這事都不陌生了。這個案件當地法院已經走完了終審程序，且維持一審判決。在犯事者家人遞交申請材料，試圖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之際，媒體通過剪裁事實，包裝犯事者形象，引起輿論關注，從而向司法施壓的目的昭然若揭，觀察者網的評論文章，以及部分網友的留言，都已經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媒體這次的手法，和之前若干案件一般，首先在身份上做文章——放暑假在家的大學生——聯想力豐富的讀者是不是想到了小時候鄰居家的白襯衣大哥哥，同情已難遏制。身份是特別重要的信息，相信不少人還記得“殺人者媽媽”這樣的標題。此前媒體干預司法的幾個典型案例，如唐慧案、夏俊峰案，當事者的單親媽媽和小販身份也被特意渲染。回到本案，如果大家知道這位小閆是“河南鷹獵興趣交流群”的一員，在網上做過國家二級保護動物交易的生意人呢？同情至少要去掉一半。

身份之外，就是剪裁、混淆事實。媒體報道稱，小閆和朋友發現村外的樹上有鳥，就一窩掏了12只下來。掏鳥窩，農村長大的淘氣孩子，十有八九干過的勾當，仿佛小閆不過偶發童趣，無辜遭受懲罰，讀者快要義憤填膺了。但慢著，許多網友已經指出，一窩掏出12只燕隼的可能性很低，小閆至少要掏好幾窩，絕不是偶發童趣。當地法院大概對燕隼生活習性不是很了解，判決書關于這一情節含糊帶過。如果本案能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這一事實應該予以查清。

所謂混淆事實，就是故意混淆國家二級保護動物燕隼和鳥這一日常概念。鳥是常見的，捕獵幾只鳥就要判刑10年，足夠讓讀者瞠目結舌了，但如果說明是國家二級野生保護動物燕隼呢？電影《無人區》里幾個人不惜為之拼命的隼呢？

電影《無人區》黃渤扮演的盜獵者就用鳥做誘餌抓住了一只隼。他對抓住他的警察說，隼能賣100萬。

當然不能說，說了還能達到目的嗎？

但是很可惜，媒體這次選錯了案件，恐怕要失手。在法院判決書提供的少量信息之外，很多網友自發補充了關于燕隼的信息、小閆在百度貼吧的發言記錄。正如有人指出的，“輿論沒有那么好騙了”。

你以為事情到這里結束了，可以得勝回朝？圖樣圖森破。盡管法院的判決于法有據，但還是有媒體忍不住要質疑，比如某晚報的評論，扭扭捏捏，那意思還是覺得判重了，同時嗔怪有關部門普法不夠。還有部分網友情難自禁拿貪官污吏說事兒，貪污那么多還不到10年呢，憑什么？

憑白紙黑字的成文法，行不行？我知道這么說，一定很多人要說我死硬教條。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本來是法治所能培育的諸般美德之一。在這個案件中，小閆及其朋友的行為構成“情節特別嚴重”，量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法院考慮到小閆和朋友歸案后態度較好，所以對小閆的判罰，已經屬于同檔量刑中的“從輕”了。但許多網民似乎天性不喜歡一切依照法律，總要按照自己的喜惡上下浮動，身為法律人的一員，坦白說對此不是很以為然。但我們彼此互不喜歡，卻不得不一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對于看似“中國特色”的思維習慣，也不能不認真對待，就多說幾句。

貪官污吏的事兒，我們都知道，這是關心政治的一部分網友們的心病，講什么都要往上扯一下，貪官污吏不抓干凈，不重重處罰，干其他事總是不痛快。但是，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也不能全是反腐的事情，“老虎”要打，真老虎要保護。野生動物保護，對于我們這些普通人來說，當然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它同樣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不管你喜不喜歡。

所以最大的問題，可能出在感覺上——幾只燕隼的生命和一個小伙子的大好年華的強烈對比。我說“強烈”，那是順著部分網友、媒體評論的認知。這個認知，源遠流長，孔夫子就曾“問人不問馬”。以人為貴，也算得上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這種感覺、認知，不適用于所有人，如果換一個終身致力于野生動物保護的人，也許他會覺得幾只燕隼的生命比一個小伙子的青春更重要。換句話說，我們每個人的感情寄托范圍有限，距離遠了，感覺就淡了。相較幾只野生動物，毫無疑問，我們這些普通人會對一個大學生的青春年華更能感同身受。但這樣的感受能進入到司法判斷嗎？有網友的反擊很犀利：“有的人看到貓貓狗狗被虐，就恨不能對虐待者殺之而后快，現在這些燕隼連命都送了，卻得不到和貓狗一樣的同情。”

不論是我們這些普通人的感覺，或者愛狗人士的狂熱，還是護鳥人的情感寄托，都是以自身為中心，由近及遠，感情慢慢變淡，導致有的地方存在交集，有的地方不存在。在涉及到公共事務的處理上，不論以何者的感覺為依據，如果落在沒有交集的地方，結果都必定會引發爭論和沖突。而在今天特別多元的社會中，各個群體的感覺更為破碎，難達統一，某種感覺就更難成為處理公共事務的依據了。

在這樣的處境中，法律本來可以成為一種尺度。因為法律畢竟由權威機關制定，在行為之前已經頒布。正如猶太人夏洛克的信仰和安東尼奧一眾基督徒不同，他不認同基督徒的習俗，但他遵從威尼斯法律。法律為色彩斑斕的威尼斯提供了共同生活的依據。而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了目前媒體報道或評論的最為可嘆之處，作為公器，不僅沒有小心翼翼守護僅有的共同生活的依據，反而自以為高明，處處質疑，一點點瓦解。這種破壞比起對司法的一次干預，影響更惡劣也更深遠。

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本身并不足以構成不言自明的尺度，不論是人為的倡導，還是其他方式的培育，都需要超越法律之外的工作。正如《威尼斯商人》的劇情所暗示的，問題最后得到解決的突破口固然在于法律，但其方式卻是超越法律的，作為威尼斯法律的解釋者，鮑西婭來自威尼斯之外。就本次事件而言，超越法律之外的，就是媒體的報道和評論，給讀者怎樣的法治引導，取決于媒體的立場和水平。媒體不忘批評政府普法不夠，卻不該忘了，自身所擔負的“普法”責任更為任重而道遠。

我知道說了這么多，肯定還是有人為小閆感到惋惜，最后再累贅兩句。小閆的案子有可能會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前面說到，以人為貴是我們的傳統，小閆歸案后態度較好，法律是不是可以給這樣的人一絲寬容呢？答案是有的。《刑法》第63條第2款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也就是說，經過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小閆可以再輕判一些，入獄后如果表現的好，最多可以減刑一半，人生還有機會。這是法律的仁慈，司法機關不應忘記，我們的媒體，可以宣揚這份仁慈，但請不要再越俎代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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