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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問題如何前行

如果情勢真的走向第一、第二種情境，那么受害最重的還是加沙平民，并且證明了即便哈馬斯的孤注一擲能干擾沙以建交、讓此事推遲幾年發生，巴勒斯坦議題也不易再調動過往的政治能量，不僅阿拉伯國家普遍不愿淌混水出兵，就連支持哈馬斯的伊朗都知道保持冷靜。

如此一來，停火后的巴以問題如何前行，可能就是各方更須關注的務實話題。如前所述，“兩國方案”是同情巴勒斯坦方的一致說法，傳遞了希望巴以沖突徹底解決的美好向往，但從1980年代至今，“兩國方案”得以實踐的時空背景日漸遙遠，這一提議也更多像是作為政治正確的口號而存在，看不到實踐的前景。

而這一困局的背后原因有三。

第一，以色列國內情緒與定居點的積重難返。1970年代末，在經歷多次戰敗、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退潮后，巴勒斯坦反抗運動高層不再堅持“推翻以色列”，而是同意與以色列并肩立國，讓“兩國方案”看到了可能的曙光。其規劃主要是以1967年雙方邊界、聯合國安理會第242號決議為基礎，讓巴勒斯坦成為以色列鄰國，1993年《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便是雙方的一次嘗試。

但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的爆發，宣告了“兩國方案”的嚴重挫敗，其背后原因復雜，只能說巴以雙方都有責任。此后，以色列左翼能量不再，右翼政府與哈馬斯的沖突開始頻繁出現在新聞版面上，以色列一面與阿拉伯國家改善關系，一面通過軍事打擊，引導以色列的輿情走向，形塑了對領土、安全“一寸不退”的社會氛圍，因此面對哈馬斯攻擊，輿論的直覺反應就是更強硬的回擊，而不會如過往般反思共存。

與此同時，以色列的“定居者運動”也如火如荼地進行。如今分布在約旦河西岸、東耶路撒冷的定居者已有近70萬，意味著重返1967年邊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近年，以方更是通過《民族國家法》，意圖追認非法定居點的合法性，形同為法理上的吞并開了綠燈?！皟蓢桨浮被旧显谝陨幸褯]有市場。

約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猶太人定居點哈拉米什 資料圖來自新華社

第二，“兩國方案”在現在的巴勒斯坦也同樣缺乏民意基礎。這一跡象，早在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署時便可看出，當時哈馬斯痛批阿拉法特出賣民族尊嚴，奠定了自己“反對兩國方案”、“只接受以色列滅國”的強悍形象，獲得不少民意支持。盡管這一路線可能對現實發展無益，且實質上破壞了“兩國方案”的嘗試，但哈馬斯對以色列民眾的持續襲擊，確實為其積累了不少聲望，并成為2006年其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選舉中勝選的基礎。

此外哈馬斯自1990年代起接受伊朗扶持、資助，也阻礙了它在路線上接受“兩國方案”的可能性。伊朗一來是基于革命政治需求，要用巴勒斯坦議題來增加自己的政權合法性，二來是出于國家安全考慮，要培植足以牽制以色列的地緣棋子，干擾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互動，避免前者勢力進入海灣、進一步威脅并孤立伊朗，所以選擇了立場激進的哈馬斯，自然也不樂見哈馬斯與以色列走上談判進程、接受“兩國方案”。

當地時間10月14日晚，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揚在卡塔爾首都多哈會見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

當然，管轄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官方立場始終是“兩國方案”，但在多數巴勒斯坦人眼中，這一機構與“以色列維穩機器”無異。此外，根據巴勒斯坦政策調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PSR）以及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如今只有32%巴勒斯坦民眾支持“兩國方案”，比以色列民眾35%的支持率還低。

第三，國際社會也缺乏對“兩國方案”的實質支持。美國嘴上說“支持兩國方案”，實際則支持以色列擴張定居點、空襲加沙；伊朗看似支持巴勒斯坦抵抗事業，其實更多是把哈馬斯當成牽制以色列的工具，不希望“兩國方案”落地；其他國家則無意推動“兩國方案”，一來是因為站在美國一側的是以色列，二來是看不到這件事對己有何實質利益，三來是不想自己破壞與以色列的實質互動。

以俄羅斯為例，這次沖突中有許多輿論都聲稱普京“巴不得中東失火”，其實是對俄羅斯中東戰略的一知半解。“兩國方案”當然是莫斯科對巴以問題的官方立場，但普京從未因此停下與以色列的交往，因為以色列有許多俄語猶太人，且特拉維夫一直是莫斯科與華盛頓溝通的重要中介，即便2020年特朗普提出驚世的“和平計劃”時，普京也只是提醒訪俄的內塔尼亞胡，“和平計劃不能沒有巴勒斯坦人參與”，但俄羅斯國家機構并未停下與定居點猶太機構的合作。

此外，如果此次沖突擴大，將有極大概率是伊朗與以色列交火，進而將美國牽扯入局。但眾所周知，俄羅斯與伊朗在敘利亞是共同扶持阿薩德政權的合作關系，如今俄羅斯仍身陷烏克蘭戰場，一旦伊朗真的面臨美以聯軍，便很可能影響俄羅斯在敘利亞的多年經營，而這一結果莫斯科未必樂見。這就是為何普京會呼吁“無論如何都要避免沖突擴大”，并且積極提出?；鸩莅傅脑颉?

綜上所述，巴以血仇一年深過一年，“兩國方案”也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日漸渺茫，沖突似乎看不到解方。因此近年來針對巴以問題，已有部分聲音呼吁勿再高喊不切實際的口號，而是要在以色列已施行種族隔離、一國統治的情況下，務實聚焦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危機，相關建議包括凍結定居點的擴張、推動兩族平權、促進以色列走向聯邦制等。

當然，上述建議的實施也都有一定難度，因為以色列正是擔心巴勒斯坦人的生育率高過猶太人，導致以色列未來可能成為阿拉伯國家，所以也不肯真正將巴勒斯坦人當作同一國家的公民，而是干脆讓情況卡在尷尬的“無國家方案”。

10月18日中午，美國總統拜登抵達以色列開始訪問，內塔尼亞胡接機。圖自路透社

歸根結底，關鍵還是國際社會能匯聚多大的力量，抵銷美國的支持，迫使以色列至少同意改善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包括降低對加沙地帶的封鎖、停下對約旦河西岸的并吞。但與此同時，也要有相關力量迫使伊朗降低對哈馬斯的支持，否則類似事件只會不斷上演，如果讓巴以問題逐漸鞏固為美伊以之間的代理人沖突，更加難解。只是，考慮到無力與美為敵、沒有實質利益、不想破壞與以色列的互動等原因，前述情境的實現恐怕也相當困難。

1970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義退潮以后，巴勒斯坦問題的聲量持續下滑，近年來更是嚴重不敵“阿拉伯之春”等新議題，“棄子”身分明顯。當然，以色列社會的持續右轉或許終會觸底反彈，美國國力的衰退也可能為巴以問題帶來新突破，只是這一時刻或許不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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