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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公眾號“俠客島”（ID：xiake_island）

島叔從小生活在小山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山村雖小，卻活力十足，人與人之間沖突不斷，卻也祥和熱鬧。比如，東家的牛吃了西家的莊稼，東家或指桑罵槐、或上門討說法，西家或忍氣吞聲、或上門道歉，都是常有的事。

小時候有一次放牛不小心，讓牛把鄰居家田里的青苗給吃了個光光。幼小的島叔因常見鄰里糾紛，覺得此事怕是瞞不住，也不敢給兩家制造矛盾，就主動跟母親說了這事，并請求母親主動賠償。母親竟然未責怪我一句話，二話不說就從家里裝了一袋谷子給鄰居家登門道歉。事后母親說，鄰居阿婆很是客氣，還表揚了島叔幾句。

一

此事雖已過二十多年，卻仍常在島叔的腦子里回蕩。想來，母親、鄰居阿婆，還有島叔用情至深的那頭小黃牛，可謂是少年島叔的人生導師。他們教會了我，山村雖小，亦有社會規則。人與人之間有點磕磕碰碰在所難免，但遵守底線，相互忍讓，社會就會祥和一些。

想來，今日之國人，無論是農村人，還是城里人，都應該有過島叔所經歷的社會教育。盡管曾經生活過的小山村早已人去村空，但我深知鄉親們在城市里生活，人生地不熟，對規則更是敬畏。

島叔這些年在各地農村調研，發現絕大多數村莊雖難有過去的熱鬧祥和，卻仍不失力量——講規矩、好面子，還是多數鄉民的社會價值追求。

這也就可以理解，面對高鐵上的“霸座男”“霸座女”，國人幾乎同仇敵愾?；蛟S，每個人心里都在發顫，我們共同敬畏的道德觀念和規則意識，在某些人心中怎么說沒就沒了呢？以至于，哪怕是自己的同胞在異國他鄉遭遇了不公對待，多數國人仍然不原諒其“不講規則”的表現，將其歸入“撒潑耍賴”者之列。

問題出在哪里？

二

社會學家滕尼斯在面對工業化社會的來臨時，曾憂心于人類社會的未來：即在工業社會，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人們之間機械地組合在一起；過去人們長期相處所形成的家族、村落等共同體消失了，公共規則亦隨之遠去，社會如何可能？

毫無疑問，當前“撒潑耍賴”者泛濫，或是與共同體解體密切關系。

島叔相信，如果“霸座男”“霸座女”曾經生活在農村，定是受過類似島叔經歷過的村莊共同體的教育；如果他們一直在城市長大，亦受過街坊鄰居和單位小區的熟人社會教育。假設高鐵車廂是一個熟人社會，他們不僅會當即受到嚴厲批評，也會因此背負“無賴”的身份符號而一輩子抬不起頭來。基于這一潛在的規則約束，人們的社會行為多少都會有所收斂。

可惜，中國正在經歷世所罕見的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人們生活在一個陌生人社會里。哪怕是同一個小區，人們之間也互不相熟，亦不信任。一丁點問題，也會帶來共同體危機。

比如，島叔就有一個朋友，正煩惱于一件“小事”：他的鄰居養了一只大狗，這只大狗天天趴在走廊上乘涼，見到他家的小孩就汪汪幾聲，每次小孩都被嚇得大哭。朋友好心和狗主人商量，能否把狗拴著，或牽到房間里。狗主人回答：“我家狗狗很乖，不會傷人的”。朋友無奈，向小區物業投訴，物業工作人員上門做工作，無效。打市長熱線，警察上門，仍無效。朋友的妻子實在郁悶，覺得倒霉碰到了這樣的鄰居，正和朋友吵著要換個小區住。

滕尼斯的憂心是有道理的。不能說國人沒有道德觀，亦不能說沒有規則意識。而是說，任何社會道德和規則意識，其力量都源自于共同體內部的集體意識。如果沒有共同體的約束，所謂的道德和規則，就是廉價的話語而已。

事實上，共同體的消失并不是問題，很多社會學者都在呼喚“城市文明”。城市意味著什么呢？城市往往意味著巨大的人口規模、社會的異質性和高人口密度，催生了一種特殊的都市生活模式以及異于鄉村的都市人格。理想的都市人格是理性：雖冷漠、疏離，卻獨立而相互依賴。因此，一個真正具有都市人格的市民，不一定講面子，卻一定是講規則的。

就人格特質而言，在公共場合“撒潑耍賴”者，其實是一個未能真正完成社會化的“巨嬰”。難怪有網友評論說，“霸座女”雖32歲了，但只是個“未成年人”：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只會“我不聽，我不聽，我不聽”，結果越是這樣，越找不到臺階下。

在現代社會里，社會規則或公共道德，更需要自律。可惜的是，對很多人而言，自律過于奢侈。導致的結果是，法律和執法者就被推到了前臺。問題是，法律可靠么？

三

島叔這幾年一直在做街頭問題的調查研究，時常碰到街頭沖突。國人常?？匆姷氖恰俺枪艽蛉恕薄熬齑蛉恕钡溺R像，島叔卻常看到這些鏡像的“前戲”：自稱是“弱勢群體”的人，面對執法者，毫無敬畏之心；一些有心人，還故意挑釁執法者。

就島叔的研究來看，一旦執法對象以“我是老百姓我怕誰”“我沒偷沒搶，犯什么法了？”“我是弱勢群體，政府得照顧我”等理由來與執法者周旋時，一線執法人員多半是沒轍的。要是碰到會鬧的，抓到了執法者的瑕疵，多半也會得到好處的。

事情的吊詭之處就在于，這個社會里面，聲音越大的，越會鬧的，就越是能夠以“人民的名義”發聲。而我們是人民政府，人民警察、人民城管等街頭執法者，哪怕面對的是破壞公共秩序的無賴潑皮，也得為這些“人民”服務。

只是，利益已然高度分化的今天，政府和執法者要和稀泥也越來越難了。幾年前，只要有人高喊一聲“警察/城管打人了”，人們多半會同情“弱者”，譴責執法者，網絡輿論也會天然依靠直覺站在“弱者”一方，給執法者和執法部門施壓。但這種同情如果不是建基在事實的基礎上，就會經常出現輿論熱點“反轉”。網絡輿論能逞一時口快，但破壞規則者逍遙法外或者從輕發落帶來的后果只能讓整個社會承擔。

所以，現在很多人猛然發現，執法者長期以來的“軟弱”，不敢理直氣壯執法，已經嚴重影響了普通人的生活。某種程度上，正是執法者對違法者、破壞規則行為的縱容，導致那些脫離了共同體束縛的“邊緣人”毫無公共精神，對社會規則亦無敬畏之心。在加上利益誘惑，公共秩序的破壞就更是在所難免。就像鄰居家養狗不講公德的這種“小事”，都要警察反復上門“做工作”，陌生人社會里的公共規則怎么會在短期內建立起來呢？

所以，只要事實清楚、論據扎實，法律和規則執行者就應該強硬起來。罰一次，讓破壞規則者記住教訓，比背一萬次的社會道德準則都要起作用。

文/呂德文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