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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報8月6日消息，一進入暑假，河北初中生楊曉龍便開啟了“游戲模式”——日上三竿，還賴在床上組隊“推塔”，中午匆匆扒幾口飯又去“吃雞”，夜里兩三點還在“鞍刀咆哮”……即便困得手機要砸臉上的時候，也要“血戰到底”。

暫時掙脫了學校的約束，父母又遠在北京務工，楊曉龍算是徹底“放飛自我”，而把這些看在眼里的楊曉龍的奶奶卻是一聲又一聲地嘆氣，“老了，老了，管不動了……”無奈，楊曉龍爸媽便把他接到了北京，然而在北京爸媽也無暇陪他，情況并沒什么大轉變。

“不玩游戲干啥？”正在玩游戲的楊曉龍頭也不抬地反問。在不能玩水，不準爬樹，沒有活動、補習班，甚至沒有父母在旁管教的鄉村，還有什么比游戲更具誘惑？

網絡游戲正在逐步吞噬著鄉村，大批鄉村少年深陷其中，不僅不知自我約束，反而認為這是時代潮流，正如有人所說，農村孩子正在大批被手機游戲廢掉。

鄉村少年們的“手游化生存”

“就是要那種刺激、心跳加速的感覺！”一位來自廣東省雷州市白沙鎮官村的中學生向記者描述，只有在游戲中她能“嗨”到忘我，但回到現實卻盡是平淡和無趣，“學習多無聊”，“都沒意思”。

不過與以往出逃學校、躲進網吧玩游戲不同，現在更多學生則將“陣地”轉移到攜帶更為方便的手機上。為在游戲中過關斬將、快意江湖，他們在游戲外也少不了一場場關于手機游戲的“斗智斗勇”。

先與游戲防沉迷系統“斗”。如某游戲需要實名認證，且設定未成年人每天在線時間不超過兩小時。那不如就把自己變成“成年人”，從網上搜出一大串18歲以上的身份證號及對應的姓名，挨個嘗試注冊、登錄“一試一個準兒”。楊曉龍有些得意，他從小學開始遇到需要實名認證時便是如此操作。

一放暑假，廣東省雷州市白沙鎮官村小學教師唐汝遠已不知轟走了幾撥兒來蹭Wi-Fi打游戲的孩子。這是村里為數不多的有Wi-Fi的地方，最初不少校外學生聚集在辦公室門口玩，幾番“攻守”下來，如今已退至學校大門口附近，7月廣東的烈日炎炎，似乎絲毫不妨礙他們在游戲中拼殺。

現在，有Wi-Fi的地方就成“兵家必爭之地”，比如有網絡的同學家、村里的小賣鋪，再如村小中老師辦公室附近。

但與老師真正的“爭斗”，直到開學才會正式展開。

在農村，很多孩子升入中學后會因距離、安全等問題多半選擇在鄉鎮或縣城寄宿，手機在學校算是“違禁品”。

沒放假之前，楊曉龍便在縣里中學寄宿，學校禁止帶手機，“見一個沒收一個”，學生們有所收斂，玩游戲便從光明正大改為偷偷摸摸。遇到老師、宿管突擊檢查，就趕緊把手機藏在廁所、鞋里以及各種可以藏的地方；老師晚上查宿，則安排同學站崗放哨；宿舍不給設置充電插口、不能充電，便在小賣鋪“買電”，充一次電兩元……

更有甚者，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博士劉成良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某貧困縣調研時發現，學校周邊的商店有的不僅“賣電”，還“賣手機”，學生可以先賒個手機玩，然后用生活費來分期償還，“向學生提供賒賬買手機的服務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市場，多數學生都背著父母和老師在那里拿到手機”。

被“留守”的家庭教育

“現在的孩子是要成精。”楊曉龍的母親孫愛英一邊感慨，一邊自責。

最初，她沒給孩子買手機。“但別人都有，他沒有，就天天吵著要，還必須要智能的。”孫愛英拗不過兒子，又覺得常年在外對兒子有所虧欠，所以盡量滿足他的要求，給他買了個六七百元的手機。沒想到，自此一發不可收拾，成績不斷下滑，還因玩手機被叫過家長，“他爺爺奶奶也吵他，打他，根本不管用，想玩還是玩”。

而她自己，三四個月才回家陪陪孩子，“回家時心疼還來不及”，也懶得去管，不過她曾試著把手機沒收，但兒子一鬧，加上要去縣城上學，她一心軟就又給了過去，“總是不太放心，他自己在縣城上學，沒手機沒法聯系”。

劉成良調研了廣西、云南兩省6個縣市多所學校后發現，由于多數年輕父母在外打工無法監督孩子，爺爺奶奶等隔代教養又因年紀、視野等因素處處受限，農村孩子人手一部手機已成普遍現象，而《王者榮耀》則成了他們的最愛，“玩到停不下來”。

《青少年成癮行為調研報告——基于2017/2018青少年健康行為網絡問卷調查數據分析》顯示，在玩游戲的時間上，留守兒童要高于非留守兒童。尤其是在“每天玩4~5小時”以及“每天玩6小時以上”這兩個時間段，留守兒童的比例明顯高于非留守兒童：“每天玩4~5小時”分別是18.8%和8.8%，“每天玩6小時以上”分別是18.8%和8.2%。

“在農村，很多家長因為孩子玩手機而頭疼，但也有很多家長無所謂，把手機當成‘電子保姆’，給你個手機，就不吵不鬧，也不到處亂跑了。”中國青少年宮協會兒童媒介素養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海波認為，與城市中的家長不同，農村家長因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制約，并沒真正意識到孩子沉迷于手機、游戲的危害，“有的覺得玩就玩唄，有的只是覺得對眼睛不好，并沒什么”。

管理難，無奈的鄉村教育

而被鄉村父母“甩鍋”的教育，則更多地由學校扛在肩上。

學校對學生玩游戲的問題也很無奈。官村小學教師柯明湛告訴記者，學生放學后不準去玩水、爬樹，也沒什么補習班、圖書館、游樂場，更別提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學生下學能去干啥呢？

近些年，“減負”“素質教育”“快樂教育”等教育理念日漸引起人們的重視。但在劉成良看來，這些理念跑在了前面，而在農村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實施還需有多方位的支持，“農村真的不比城市，城市有很多先進教育理念的實現基礎，有著社會+家庭+學校的全方位保障，但是對于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來講，顯然這些條件都不具備”。

“比如，現在要淡化學生的成績排名，并且小學階段的成績和升學沒有任何關聯。那誰還來在乎這些成績，在乎學生學到了什么知識呢？”劉成良在某國家級貧困縣調研時統計過，全縣18所小學有3164名六年級學生，其中縣城小學有3所737人，農村小學有15所2427人。縣城小學、農村小學學生的語文平均及格率分別為88.6%、54.3%，數學平均及格率分別為71.6%、27.4%。

不少基層從事教育的中小學老師向劉成良訴苦，學生現在越來越難管理——一方面，很多學生從小學就已養成不良習慣，到了中學更加放肆，比如搗亂、談戀愛、玩游戲，另一方面學生知道學校管理的軟肋——不能補課、不能打罵、不能開除，教師的管理手段幾近失效。

“老師除了暫時沒收手機、苦口婆心地說教之外，也很難采取其他有效的措施。加上農村孩子在現實中的情感等需求，往往因留守等原因并不能得到滿足，更容易沉迷于游戲，久而久之，農村的很多中小學生對于讀書就失去了興趣。”湖北省黃岡市某縣級中學教師吳啟發說，曾經有位學生天天晚上跑去網吧，他勸說無用，便只好坐在旁邊陪他，學生趕他走他也不走，最后學生覺得實在不好意思才跟他離開網吧。如此幾次，這位學生算是不去了，但糟糕的學習成績卻積重難返。

現在的學校中，吳啟發告訴記者，有的老師在教室裝起了監控，有的只好不斷升級偵測手機的手段，從最初的手檢到如今用安檢時的掃描儀進行檢測；楊曉龍的老師們還會騙學生去開會，待學生樓下集合完畢，老師再進教室搜手機……

不能讓農村孩子被游戲廢掉

沉迷游戲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成癮性”精神類疾病，僅僅依靠孩子的自覺性和自制力怕是難以抗衡被精心設計的游戲，而自己保持適度、理性。

劉成良在調研時，很多農民向他感慨，“在農村社會，被手機廢掉的孩子有一大批”，輕者作息不規律、視力下降、成績下滑，嚴重者對學習徹底失去興趣而輟學、打工，如此一來，他們便可以更自由、更有經濟來源地玩游戲。

但這些鄉村“游戲”少年在一二十年后，將成長為青年、壯年，成為社會這一肌體上的重要部分。他們是如何成長，是哪般模樣，也將影響著未來城鄉、社會、國家的DNA。如何讓他們在昂揚向上的年紀奮發圖強，而非迷醉于網游中的幻境，也正引起更多人的警惕。

對此，張海波認為教育者，包括家長、老師，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方面，家長對于孩子玩游戲宜疏不宜堵，“游戲是人的天性，網絡游戲本就有好有壞，不能簡單地說玩游戲就是不好”，但家長要盡量為孩子安排些豐富的活動，并且要和孩子進行“約定”，約定好學習、娛樂、生活等時間，幫助孩子養成良好的習慣。

對于留守現象較為嚴重的地區，劉成良認為，教師對于學生的違規行為，比如沉迷游戲等，“不能管、不敢管、缺乏手段管”的現象值得反思。“農村，尤其是欠發達地區農村，在打工經濟和村莊空心化的背景下，學生的成長和教育主要依靠學校”，學校更應該積極承擔起教育責任，用更加健康活潑的文化活動豐富學生的課外生活，及時給予學生心理輔導，引導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張海波建議，在當前形勢下，要讓中小學一線教師學習和掌握網絡素養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有課程、有教材、有培訓、有示范，才能真正推動網絡素養教育入課程、進課堂，更好引導學生使用手機、網絡等，但很多鄉村教師這方面的意識還很薄弱。目前，張海波主編了全國首套進入地方課程的《媒介素養》專題教材，并帶領團隊在10余個城市進行下鄉支教等活動，對鄉村學校的師生進行培訓。

此外，張海波認為，政府也應在游戲分級方面采取措施，對不同的游戲進行分級管理，支持正能量、健康的游戲，而對一些不良游戲或網絡平臺進行管理；網絡游戲相關企業也要承擔起自身的社會責任，建立切實可行的防止未成年沉迷系統和服務平臺，強化線下身份認證過程，限制游戲時間等，“這是需要政府、企業、社會、教育者共同努力的事情，多方合力才更有利于解決農村孩子沉迷游戲的問題”。

（為保護未成年人，楊曉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