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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慶才的書面證明說：“我與賈相軍、馬××在1991年5月20日一起睡在家電公司閘口倉庫。馬XX夜班回來，大約晚11時左右聽到敲門聲，我讓賈相軍拿鑰匙給馬××開的門。第二天早上大約8時，我給馬××開門走了，我和賈相軍又睡了會兒。”馬某的說法與之基本類似。

今年6月18日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賈慶才再次印證了上述說法。

為什么27年前的證言與此相反？賈慶才解釋，自己當年被迫作出了虛假供詞。他表示，自己被拘留了一個多月，期間被警察“用腳踹”“用巴掌扇”。他在接受審問時被要求“跪下”，對面坐著4名警察，面前擺著扎滿鐵絲的木板、手銬、手槍。在賈相軍當晚究竟身在何處的問題上，他一開始的回答未令警方“滿意”，有警察說，“其他人說他沒在倉庫住，咋就你說住了？”大概僵持半個月后，他改了口供。

賈慶才還表示，27年來，從未有官方人員與他重新核實賈相軍的不在場證明。

有沒有刑訊逼供？

聊城中院的結案報告顯示，除了上述證詞和受害人的尸檢報告，其余兩項證據為“現場勘查、尸體檢驗筆錄及在現場發現的證據與被告供述基本吻合”，“被告人賈相軍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在未見到案卷的情況下，賈相軍的律師認為，這兩項證據均高度依賴于賈相軍本人當年所作的有罪供述。

但賈相軍如今強調，自己當年是在刑訊逼供下作出了有罪供述。

《聊城日報》記載，對賈相軍的審訊，從6月24日持續“攻堅”至7月。

根據賈相軍的說法，在那段時間里他“被打得想死，吞玻璃自殺都沒成”。最終他按照刑警“提示”作了口供，警方還拿出一些物證逼他辨認；上庭前，有警察警告他，如果翻供，“回來把你剝一層皮”。

1991年7月與賈相軍關押在同一看守所的肖某、孫某和柳某，1992年又與賈相軍在同一監獄服刑。當時，應賈相軍的要求，3人均寫下證明材料，證明被羈押審訊時的賈相軍傷痕累累。

這些材料對賈相軍的描述包括：“身上青一塊，紫一塊，腚上都成了黑色，嘴里一顆牙被打得掉了一塊。”“兩眼發呆，經常說夢話，說‘打死我算了’。”“下巴有一個很長的口子，流著血，掉了不少頭發。”

賈相軍還指出，從法院報告來看，僅有的物證之中也有諸多靠不住的地方。比如警方曾拍下他“右臂上的傷痕”，作為他強奸受害人時搏斗留下的痕跡。但實際上，他的傷痕是在左臂，且是4月與賈慶才玩鬧時所致。

賈慶才則證明，賈相軍的左臂的確曾在4月受傷，而他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他用面粉幫忙處理了傷口。

另一個被賈相軍高度質疑的物證，是現場勘查時記錄的一雙魚塘底的腳印，與賈相軍的腳印大小不一致，左腳相差0.5厘米。

2015年，《京華時報》報道了聊城中院一名退休法官的說法。該法官稱，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曾發函，要求查清該案疑點；聊城中院受理賈家的申訴時，合議庭及告申庭的法官也認為此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按疑罪從無改判無罪，其中總結出7個問題疑點。這雙物證腳印就曾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和負責復核的聊城中院合議庭的質疑。

2014年開始擔任賈相軍代理律師的楊學林和周澤認為，這起案子的證據嚴重不足。

楊學林發現，山東高院1991年的核準報告中記錄，當年受害人體內檢測到了精斑，但因量少且浸水，未能檢測出血型。他認為，在最有力的直接證據缺失的情況下，其他證據必須更加充分。可在本案中，口供涉嫌逼供，物證不足，其他證據也有問題。

例如根據兩份報告和賈相軍的回憶，當時警方竟未帶賈相軍指認現場；聊城中院結案報告中稱“現場發現的證據與供述基本吻合”，也并未講明口供與發現物證的先后順序。楊學林認為，在不排除非法審訊的情況下，如果先取得物證再獲取口供，可信度可能大大降低。

針對賈相軍等人關于遭到逼供的說法，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聯系了聊城市公安局和聊城中院。當年負責審訊賈相軍的付強警官退休前任聊城市公安局政委，他表示需經公安局聯系采訪工作。記者就此與聊城警方溝通，未能獲得安排。

記者撥通了另一位當年參與審訊的劉鳳金警官的電話，表明采訪請求，接電話者稱劉“老了，聾了，聽不見”，隨后掛斷電話。

6月20日，聊城中院當年判決此案的審判長薛振先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案子太多，記不清了。”他建議記者要想了解案情，“看判決書就行”。記者多次聯系聊城中院宣傳處負責人希望了解此案，未獲得回應。

賈相軍年輕時服刑的照片。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程盟超/翻拍

當事人一度以為會改判

當年的那場審判，賈相軍記得法庭很小，庭內只有審判長、陪審員、公訴人、法警和己方的律師。旁聽席的幾把椅子全部空著。

家人未能到場，17歲的被告嚇得不停地哭，說不出話。開庭時間在兩個小時之內，辯護律師未否認罪行，只稱他未成年，希望量刑時考慮。賈相軍說他當時感到“絕望”，合議庭當庭宣判。

他清楚地記得，1991年12月21日，他時隔半年第一次見到父親賈慶瑞，頃刻嚎啕大哭，高喊自己“被冤枉了”。

據一些村民回憶，賈慶瑞第一次探監后，即回村到處訴說孩子是被冤枉的，“一兩年就給放出來”，甚至多次與說閑話的人爆發沖突。

他開始頻繁地前往聊城、濟南和北京為兒子伸冤。村里的熟人記得那時的賈慶瑞幾乎對家里其他事情“不管不顧”，去濟南和北京就帶著大蒜和饅頭，偶爾帶幾個蘋果，晚上睡在遠郊或者車站。

賈相軍的三弟1991年時僅15歲，他記得父親那時早出晚歸，凌晨兩三點還在寫申訴材料。有一次父親回家，一進門先用涼水和醬油泡了碗饅頭，邊吞邊喊：“不怕，不怕，我要拼到底！”

在獄中，賈相軍也花了大量時間寫申訴材料，甚至弄破手指寫血書，再在父親探監時把材料塞在褲襠，趁獄警不注意，隔著玻璃丟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