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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任亮亮】

2023年9月21日，國務院印發修訂后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考核辦法》，旨在以省級自查、實地核查、第三方評估、暗訪抽查、綜合評議等方式加強考核，推動欠薪和由此引發的群體事件、極端事件的減少發生。根據筆者在工地的長期調研和觀察來看，問題的發生是難以靠考核制度和加強制度建設解決的。很多問題本身是不規則的，是無法被納入政府監管部門的。

一是報案難、結案難、執行更難。不得不說，過去幾年，整治欠薪問題取得了很大進步。為了規避建筑工地承包主體的層層轉包，承建方一般都會選擇包給有資質的勞務公司。問題是很多勞務公司都是空殼公司，老板本身就是包工頭。所以，工地組織管理的方式沒有變化，工人招募進場依然是通過“老鄉帶老鄉，工友帶工友”的方式實現。

工地上做事的班組無論是長期一起干還是臨時組織起來的，都或多或少有合作的經歷。工頭不愿意，工人出于共事的面子也不懂得或者不注重要簽訂勞務合同。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過于工人的底氣是來自對工頭人品的信任，當前工人的底氣是國家一定會管，高壓治理欠薪下工人有安全感。

問題是一旦發生欠薪，農民工會發現，很多時候國家管不了，管不好。

調研發現，一部分農民工按照規定到勞動監察大隊“報案”環節就被卡住。原因是很多工人不知道所屬的勞務公司是誰，只能提供工頭的姓名和電話。如果報案發生在工程正在進行時，一般提供工程所在地址，案子也可以被接下，進入處理流程。問題是工地一般都是工程結束清賬或者年底工頭結賬，經過幾輪要賬的拉扯之后，工地早已人去樓空，工頭更是百般推辭。

那么，勞動監察大隊一般不會接案子。訪談工作人員時，他說接案子的是一批人，處理案子的是一批人，還存在惡意討薪的問題，報案環節無法提供勞動或者勞務關系的都不會接下案子。沒有證明的案子接下來，可能會損害包工頭或者項目部的合法權益。所以，出于規范辦理和合法行使職權的考慮，一部分欠薪的案子就難以進入辦理的流程。

這部人往往會選擇在工地門口堵門、到政府門口聚集的方式來索要工資。一般來說，政府有維穩的壓力，會施壓項目部的甲方或者乙方盡快處理。由此一部分明明結了賬的甲方或者乙方就會感覺到比較委屈，自己要再多付一筆款，然后向承包工程的人追回。調研時遇到過項目部向空殼公司的包工頭追償六年而不得的情況。

一部分進入監察大隊被處理的欠薪案件，經過報案－辦案－結案，一般都需要一個半月到三個月。在這個過程中，相關部門時不時還需要農民工配合簽字或者到場溝通。對于工地打零工的農民工來說，不是每天有活干，可能會面臨歇了幾天剛好有活了，政府部門通知配合簽字等，當天就難以掙錢，甚至可能錯過當天，工地滿員，自己就得再尋找下一個工地，找不到工地的情況下，又得歇好幾天，時間和經濟機會成本都比較高。有一些人甚至說，為了一兩千損失上萬元，劃不來，干脆就不配合，辦案也隨之無疾而終。

還存在的一種情況是，案子辦結，包工頭個人沒有錢，一直拖欠。這種情況下，要一直等著或者走到法院啟動訴訟程序。法院訴訟也有三到六個月的辦案期。即便勝訴，執行也面臨困境。一個工人對筆者說，他勝訴了一個案子，申請強制執行，包工頭本人跑到國外了，他名下的房產由老母親居住。執行的工作人員到了他家后覺得把老人清出房子，很容易引發輿論關注，老人住哪里也成為一個問題。所以，強制執行并沒有進行。農民工被拖欠的兩萬元沒要到，還投入了打官司請律師和奔波的五千多元。

程序的繁瑣和成本的高昂下，農民工一般都不愿意走監察程序或者訴訟程序。在拖欠發生后，到家里堵門或者到工地討薪是普遍首選。堵門和討薪過程中，警察出場也往往是以在場的方式示威，避免惡性事件發生為主。警察介入調解，對于欠薪老油條的包工頭來說，起不到作用，因為這本身不在警察的職權范圍內。

二是實名制管理的弊端和漏洞。有人說當前建筑工地實施了實名制管理，工資直發到工人卡上，不會發生欠薪問題。這里需要明晰兩點。

第一，工地分為正規工地和非正規工地，正規的工地一般而言管理規范，實名制管理比較嚴格，發工資是能夠到人到卡的。但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為了避稅和避免資金壓力，每個月給工人發三四千，最多不超過5000元。建筑工人每個月正常掙錢的話在七八千甚至上萬元，每個月沒發的錢會以延長幾期的方式發放。

問題是，延長期就意味著更多的變數，資金周轉不過來，拖欠就會發生。調研中工人普遍反映越是大的地產公司的項目越容易拖欠。非正規的工地工期比較短，一般也不會進入政府部門的監管視野，也不存在實名制管理。甲方延續傳統的方式承包給包工頭個人，包工頭叫人來干。資金結算給包工頭，由包工頭發放，如果發生包工頭的挪轉，欠薪就會發生。

第二，超齡農民工被“消失”在工地臺賬上。超齡農民工清退政策出臺后，雖然后期政策有一定的修正，很多工地還是不愿意讓超齡農民工在“臺賬”上出現。事實上，工地并不是不需要超齡農民工，包工頭或者項目部都需要小工來打雜，工資低，比較勞累，超齡農民工也愿意干。

但是農民工花名冊不能出現這些人。這一部分人就處于“打黑工”的狀態。他們的工資通過別的工友的卡來發放，也就是說，每個人卡上收到的錢不是當月自己應該掙的錢，而是包工頭或者項目部調平之后的錢。賬面上的流水與實際上的勞務費是兩套邏輯。

問題是，有一些包工頭采取將所屬工隊農民工的卡統一收齊再發放的方式。他每月領到錢，在算賬之后給每個人發，一般只發生活費，其余的被挪用到年底發放。這時候，工人也基本不會反對這些已經形成的潛規則。到年底發生拖欠時，超齡農民工討薪會更加艱難。

所以，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下，欠薪仍然是一個問題。難以進入政府部門的規范管理中，又可能擔心聚眾討薪的壓力，很多人會選擇上門或者當面的方式討要。如果話語之間分歧過大，工人個人又情緒上頭，話不投機半句多，直接動手的可能性加大，就很有可能發生極端事件。

一部分工人說討薪時面對包工頭，就是“你硬他就軟，你軟他就硬”。暴力手段也是一種必需的手段。很多人會陷入個體的思維，想想“就欠我三四千塊錢，為什么不給我，是不是覺得我好欺負”。但是對于包工頭來說，還真不是，欠薪不是他愿意的，一部分人投資失敗，一部分人賭博輸了，確實沒錢。對他來說，欠薪的對象不是一個人，一個人雖然就幾千塊錢，但是幾十人上百人就得幾十萬來償還。

所以，工人對工頭的不理解和“壞的想象”程度加深，會更容易發生極端事件。還有一部分極端事件的產生不是因為欠薪，而是女性大量出現在工地上務工，建筑工地會發生婚外情事件，一旦被發現，就會引發極端事件。這些都是小概率事件，是難以提前預判介入的。

綜上所述，建筑行業一線農民工與勞務公司不簽勞動合同是通行規則，包工頭不愿意寫欠條也是常態。前者是在規避成本，后者是在規避風險。所以，難以舉證是一部分群體必然面臨的困境。針對欠薪問題處理，在政府部門科層化、專門化和專業化管理之后，對于不規則的欠薪問題反而難以有效管理。

欠薪問題的解決機制講究程序和證據，這是政府部門必須做到的。但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存在著制度滯后性的問題。對于當前包工頭策略化應對的問題，應該設計靈活的機制予以監管。同時，應該從體制機制的完善來進行。因此，應當建立以研判和反饋機制，在遇到問題時，及時調整相關的機制。考核只會帶來成本的提升，對于避免事件發生的意義有多大，需要實踐檢驗。有問題解決問題，當是相對低成本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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