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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國家文物局在京發布“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也就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探源工程以田野考古工作為基礎，以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多學科聯合攻關為支撐，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

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階段實施以來，進一步擴大了研究的時空范圍，圍繞遼寧建平牛河梁、山東章丘焦家遺址、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四川廣漢三星堆等二十九處核心遺址，在深化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階段整體認識的同時，聚焦關鍵時間節點和重大事件，精心設計多學科綜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進展。

深化了對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認識

項目研究認為，大約從距今約5800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域相繼出現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可將從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劃分為古國時代和王朝時代兩個時代，其中古國時代可進一步細分為三個小階段。與探源工程第四階段相比，對古國時代的認識更加深化。具體來說：

在古國時代的第一階段，大約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為代表，考古發掘工作發現并確認該遺址第一地點是由9座臺基構成的大型臺基建筑群。出土各類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廟”就坐落在其中一座臺基上，這座臺基規模宏大，目前的殘存高度4.6米以上。這一發現對了解牛河梁第一地點的建筑關系和祭祀性質意義重大。

古國時代第二階段，大約為距今5200-4300年前后。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開始衰落，而黃河中下游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社會分化進一步凸顯，社會資源的調動能力加強。

焦家遺址新發現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這是目前黃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發現的高等級墓葬有多重棺槨和隨葬玉石陶禮器的制度化表現，是中華文明禮制物化表現形式的源頭之一。近三年來，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圍繞水利系統展開。塘山以北的良渚外圍新發現近20條水壩，在更遠的徑山、德清等地也發現了水壩的跡象，C14年代都是距今5000年左右，和原有的11條水壩屬于同一系統。

良渚古城遺址

古國時代的第三階段，大約為距今4300-3800年前后。長江中下游地區社會發展陷入停滯，中原和北方地區后來居上，開始新一輪的文明化發展，進而形成了一個以中原為中心的歷史趨勢，奠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

2022年，在石峁遺址皇城臺發現的轉角浮雕，為石峁皇城臺大臺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質的判斷提供了關鍵性證據。在大臺基西側200余米處，首次發現以石墻框界、成排分布的貴族專屬墓地。陶寺遺址確認了一處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時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積達6500平方米，主殿總面積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大的單體夯土建筑。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

石峁遺址皇城臺的轉角浮雕

距今3800年以后，進入王朝時代。以二里頭遺址和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二里頭遺址中心區新發現多條道路和道路兩側的墻垣。這些道路和墻垣把二里頭都城分為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區域，顯示當時的社會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志。三星堆遺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區的分布范圍和內部結構，新發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遺跡，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約3100-3000年）。

多學科協同研究取得重要進展

多學科協同的理念在各核心遺址得以貫徹，系列年代樣品的獲取，古環境復原、遙感測繪、動植物遺存篩選（浮選）等，已成為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常態。實驗室分析技術與田野考古工作不斷融合，信息獲取水平大幅提升。同時，考古方艙和考古現場文物保護移動實驗室的應用，促進了田野考古與文物保護的緊密結合，也為未來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發展方向。

其中，年代學研究重點解決了石峁皇城臺、內城、外城空間布局的年代，初步確定皇城臺的始建時間不應早于2200BC，最后廢棄的時間可以晚至1600BC。針對山西碧村遺址的白灰地面開展了測年方法研究，填補了國內白灰面遺跡測年方法的空白。

動物考古、植物考古、環境考古以及穩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協同研究，探討了重點區域谷物種類與種植業發展狀況、家畜馴養與動物資源開發利用方式、先民飲食與家畜飼養策略等。研究表明，距今7000年以來，生業經濟反映出明顯的區域差異，并在文明化進程中有不同的演進模式。

中原及北方地區顯示出明顯以粟為主，黍、大豆、水稻為補充的混合型農業生產體系。以黃河上游為主的西北地區，由于氣候偏干，畜牧業有一定的比重。新石器時代晚期，甘青地區在全新世氣候波動性冷干化的背景下，牧業比重逐漸增加。

長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發現的重要水田遺跡表明，稻作農業發展是推動長江中下游地區復雜社會進程并造成區域差異的主要原因。長江流域的山地丘陵坡地不適合谷物種植，但可以提供相當數量的天然動植物食物資源，狩獵采集經濟在新石器文化發展過程中一直占有一定比重。

在家畜飼養方面，家豬和狗仍然是各地區主要飼養種類，龍山文化晚期，牛羊在各地區普遍出現，與本地豬狗共同飼養，尤其是黃牛的飼養越來越依賴粟作農業，形成新型的共生資源開發模式。

古代人群食性分析研究顯示，新石器晚期各區域文明中，尚未出現較為明顯的不同社會等級的取食結構差異。

此外，手工業生產的研究結果也可圈可點。研究發現，大約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手工業生產技術發生了質變。玉器方面，二里頭文化中心區域突然集中出現璋、鉞、刀等大型玉兵器以及優質閃石玉制成的柄形飾等禮器，同時延續數千年的綠松石工藝突變，與青銅組合出現新型禮器。

目前的研究結論必然還是初步的和階段性的，還有許多歷史之謎需要破解，還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通過實證和研究達成共識。2022年，科技部和國家文物局共同推動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項目——“北方地區旱作農業起源與發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綜合研究”的立項，對中華文明的形成和早期發展關鍵階段，從時間、空間地域和研究視角進行了主動性的補充。

下一步，國家文物局將繼續會同有關部門，繼續推進、深化探源工程，推動考古探索、文獻研究和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有機結合，拓寬研究時空范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內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同時，做好我國“古代文明理論”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傳、推廣、轉化工作，加強對出土文物和遺址的研究闡釋和展示傳播，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推動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提升中華文明影響力和感召力。

（總臺央視記者 田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