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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近日，寧夏靈武市馬家灘鎮林場主孫國友“跪地求供水”的視頻受到廣泛關注。他自稱“傾家蕩產”承包了當地萬畝荒地種樹治沙，但雙馬煤礦公司破壞其林場水源，還未按協議供水。隨著這一糾紛，輿論開始關注孫國友的治沙動機，有人稱孫國友承包的荒地原先就有固沙植被，并非其所言寸草不生。有村民指責孫國友擅自截斷過公用溪水。而孫國友則聲稱村民偷牧，阻撓其造林。

多方說法不一，而隨著事件的不斷發酵，網上關于“林場里到底種了什么樹？”“荒漠種喬木是不是抽水機？”“種經濟作物牟利還算公益治沙嗎？”等討論也接連不斷。焦點之外，還有更值得警惕的對象。事實上，中國的治沙思路隨著環境改變進入了新階段，“變綠”已不是唯一的目標。

3月31日，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員李昂就此事接受觀察者網對話。其隸屬的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植被與環境變化國家重點實驗室是我國林草綠化方面的領軍研究機構之一。該實驗室從1952年起就對我國的植被變化和生態修復進行系統性的研究，承擔了京津風沙源治理等一系列國家重點防沙治沙項目。

李昂本人也長期在基層一線對治沙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對國內防風治沙事業、防沙治沙所涉及的經濟產權問題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

“一點收入都沒有，人都跑了，還怎么治沙？”

自事件發酵以來，關于孫國友到底種了什么樹的說法層出不窮。根據寧夏靈武市發布的最新通報顯示，目前能明確的是他近期種下了890棵絲棉木，還有一批沙柳橛子（沙柳樹枝）尚未栽植。

孫國友接受對話時還稱當年種樹無專家指導，看地里有水就選擇了長勢快的楊樹。不少網民認為他種植的樹木并不適合防風治沙，甚至因“搶水”有導致當地綠化退化的可能。

李昂表示，對于這個問題需要從兩方面來綜合判斷：一是樹種的選擇，二是種植的規模。

他說，從目前通報和主流媒體的信息來看，孫國友大概種植了沙柳、楊樹、槐樹、絲棉木等樹種，多數是固沙造林樹種，在當地比較常見，“如果種植規模很密，規模很大，需水量的確會大很多。但如果只是零星幾棵，即便說這種樹本身對于當地是比較耗水的植物，一般也不會對水資源造成太大的影響，具體還是要看造林規模。”

李昂解釋道，比起和其他植物“搶水”，在靈武沙地栽闊葉植更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樹木難以成活或直接死亡，“他就算想種面積非常大的闊葉樹，也是不經濟的。當地能選擇的造林樹種本身就很有限，只有速生楊樹、紫穗槐、沙柳等，還有像樟子松這種針葉樹。”

對于有網民提出“林場中還種植了部分經濟作物”的質疑，李昂解釋說，在合法合規并且不破壞當地環境的情況下，承包人被合法賦予了所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有權利在這片土地上進行個人合法經營。

他強調，林果業、農業和治沙工作之間的有機結合并不沖突，治沙工作也需要考慮經濟上的可持續性。

“幾乎整個治沙行業都是這樣的，條件合適的肯定會種些行道樹、綠化樹這種觀賞性樹種來盈利，這樣才能推動工作繼續下去。要不然工人工資、林場開銷、滴灌系統維護怎么辦？一點收入都沒有，人都跑了，還怎么治沙？”

李昂舉了一些全國治沙模范試點地區的案例：比如在鄂爾多斯恩格貝地區“搶救”下的幾千畝土地，在治沙完成后便恢復成了農地；新疆柯柯牙在防風林建成后，也種植了棗子、蘋果、紙皮核桃等。

尤其是柯柯牙，當地政府在林果業發展起來后，又立刻推進了果品加工、果品批發市場，保障農牧民的銷路，從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直接盤活了整條“治沙鏈”。而且歷屆政府班子都堅持著這一思路，并在重要關頭都做出了正確改革，最終實現了經濟和環境的自我維持。2021年，柯柯牙的林果業產值突破8.5億元。

李昂表示，我國通過將集體和國家所有的荒地發包給治沙者，并賦予他們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吸引民營資本和個人進入治沙行業，發展治沙產業，這是出于對治沙者能夠長期投入到治沙事業中的鼓勵，有利于治沙事業，這無可指摘。

“治沙非常苦，而且收益很慢，給承包人一個長期產權，這樣他們前期投入全部砸進去，后面慢慢的才能有收益。”李昂說。

除非，承包人對當地造成了破壞或污染，那就要另當別論了。

今年春天，有村民在孫國友承包的沙地里挖出了電廠粉煤灰，孫國友表示自己不清楚具體情況。馬家灘鎮政府官員透露，對于村民反映的煤灰渣問題，當地環保部門已介入調查。

村民挖出的電廠粉煤灰

“如果承包人發現地下有水才承包土地種樹，那是有問題的”

“在2000年前后，國家面臨的沙漠化形勢較為嚴峻，農牧民對于沙漠化土地價值的重視程度也不夠，所以很多地方就會外包給企業或個人。這是一個政策窗口期，承包人通過承包荒地獲得土地的手續是受到國家法律保護的。這種賦予治沙者長期產權的思路，從結果來看也是富有成效以及必要的。”

只是，隨著國家對自然資源管理的進一步完善，一些新問題慢慢顯現出來。

孫國友在多次對話中稱當地村民阻撓其造林，他還曾在直播中怒斥有村民在其承包土地范圍內偷牧。而在村民看來，孫國友的治沙動機不純，還侵害了他們的權益，“承包合同里雖然規定是一萬畝地，但并沒有明確規定界限，現在就是他想在哪里種，就說哪里是在承包范圍內。”

李昂指出，從他個人在基層的一些工作經驗來看，首先荒地外包可能會涉及到村民利益受侵害的問題，可能會造成“鄰避效應”。（“鄰避效應”是指當地居民或單位因擔心建設項目（如垃圾場、核電廠等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負面影響，從而激發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進而采取強烈的、堅決的、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甚至抗爭行為。）

他進一步解釋道，雖然這片承包出去的土地原來是“沒有主”的，但這片集體土地可能是平時牧民們放牧的地方。常見的一種情況是，村集體的個別村領導沒有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就出具文件將土地外包，承包人將土地圍封后導致牧民無法放牧，引發當地老百姓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