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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4年法學，進入律師事務所后卻發現不能馬上用，這是市政協委員，上海至合律師事務所主任、高級合伙人洪亮在工作中發現的一個不算少見的問題。這也引發了這位來自團青界別的委員對于青年人才培養方面的思考，他也在此次兩會上提出建議，應該加大青年法律人才的應用型鍛煉。

 法學院畢業卻不會做檢索 

大約在三四年前，社會上出了個調研，調研結果顯示法學院的法學生畢業以后就業形勢并不太好，法律界就開了個研討會，研究其原因，洪亮也去參加了。研討會上，大家討論卻發現，實際上反映比較突出的問題是，法學院培養的學生出來以后到了公檢法或是律師事務所，卻不能馬上用。

“就拿我們律師事務所來說，一般律師跟當事人在談的過程中，需要做背景調查，但是我們發現這些剛進來的學生并不會做背景，他不知道該怎么做，什么是重點，什么要點需要全部列出來，什么內容只需有個摘要就可以了，他都不是很清楚。”洪亮告訴記者。

又比如說律師經常需要做的法律檢索，在全國法院數據庫里檢索曾經的判例等，剛畢業的法學生常常是一頭霧水，不知該如何檢索。“因為這個檢索是有一定的程序性和技術性的，需要輸入一些關鍵詞來精準檢索。”洪亮介紹說，比如租賃糾紛可以輸入“租賃”，代表承租方發現有裝修質量問題，“承租方”“裝修質量”等都是關鍵詞。又比如案子是發生在哪個法院片區的，就要檢索相關片區，而非其他片區的案例，因為不同片區法官的辦案思路可能不同。

“這都是一些基本的我們覺得在實際應用上的技能，但看得出學生都沒有在學校學習中掌握到。”根據他多年的追蹤調研和了解到的社會反映，發現學生從法學院畢業后進入實務部門工作后，所產生的“水土不服”的情況并非少見。

造成法學生實務操作技能的缺乏，原因還是學校在相關培養上的缺失。洪亮表示，我國目前的法律人才主要是通過各大院校的法律專業，納入高等院校的全日制或自考教育體系，學生通過專、本科或者研究生學習獲得相應的學歷和學位，其培養思路和模式跟其他專業并無多大區別。這就造成了畢業后進入用人單位后卻無法直接使用，也間接導致近些年法律專業的學生就業困難等情況日益嚴重，沒有建立起培養、應用的良性循環。

“法律作為一門應用型極強的學科，它的培養理念、方式方法應該是不同于其他學科的。”洪亮表示，去年召開的黨的二十大也提到了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性，如何培養一支適應我國現代化需要，能夠勇挑重擔、肩負使命的青年法治人才隊伍，也是一個亟待思考的問題。

也因此，在今年的兩會上，他醞釀出了一份關于加大法律人才應用型培養的提案。

 畢業生培養要和職業應用打通 

洪亮表示，作為法學院，無論是培養本科生還是研究生，在培養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應用，一定要跟今后的職業打通。而這不是說通過一個簡單的兩三個月畢業實習就能完成的。

他建議，法學院的教育體系和培養模式要做調整，適應現代社會變化的需要。從目前的法學院本科教育的課程設置來看，可以適當調整校內上課時間，增加更多的社會實習實踐時間。比如四年本科學制可調整為五年，校內課程可壓縮到三年半，一年半可分散在五年的學制中，最后一年為實習年。“不調整的話，也應該要講實習期延長到一年，有一整年時間到社會實踐中去，這樣才可以更好地讓學生從校園走向職場時進行無縫對接，也更有利于學生和用人單位的雙向選擇。”

在條件成熟后，洪亮認為還可以借鑒世界上一些做的比較好的法學院的培養模式，將法學教育列為研究生階段專業，本科學位可以不讀法律專業，而是其他專業領域，在有了其他專業基礎之后，再在研究生階段去學法律。“這樣的話可以解決法律人才的專業化問題，通過其他專業的基本功為今后的法律實踐提供更專業的支撐，實現法學的專業化發展之路。”

而針對剛入職場的法學新人職業教育培訓的良莠不齊，他還建議，繼續加強職業教育培訓，行業組織及單位本身應該成為培訓的責任主體。“跨入職場后的培訓，尤其是法律專業，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法律的變化以及應用同其他學科相比更加的頻繁。而目前的培訓密度和方式還不夠充分和有針對性，尤其是律師行業由于職業的特殊性，相對比較薄弱。”

在洪亮看來，加大職業培訓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人才的一項持久的工作，需要制度化和長期化。這就需要職業共同體的統一培訓要納入各自考核的范圍，形成常態化機制。目前各個職業共同體，如法院系統、檢察院系統、公安系統、司法系統，以及律師行業，各自為政、各自培訓考核。這種情況不利于行業之間的交流以及職業共同體的建設。“既然我們要打造一個法律職業共同體，那么何不做一個頂層的制度設計，就針對這些新人法學生，不管畢業后去哪個崗位，將部分基礎性的培訓，如崗前培訓、新入職培訓、政治培訓、基礎課程培訓等納入統一的職業培訓。”

洪亮表示，這樣既能解決法律適用性問題，對法律的認知可以達成一些共識，同時也讓法律界的各個行業相互了解，避免在今后的從業過程中產生一種不必要的對立。也更容易形成一些合力，使得法律職業共同體能夠真正地良性運轉，會更有利于法律職業生態圈的建設，也有利于法治社會的發展。